〔作者简介〕郝志伦(1952-),男,四川开江人,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民俗语言学会副会长,四川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民俗语言文化研究。 　　
　　邓小平留下的语言资料,几乎都集中地保存在他以讲话、谈话、答记者问等口语交际文章为主的三部《邓小平文选》(以下简称《文选》)中。其数量虽非浩瀚,然其内容丰赡,作用巨大,影响深远。且不说其已为众所公认的伟大政治历史价值,其独具的、尚待深入发掘的语言文化价值,亦弥足珍贵。从宏观审视,邓小平语言总体风格为:在继承民族传统“句句是自然”的口语化风格的基础上,用典型的民族语言形式,生动形象地表达恢弘深邃的思想,深入浅出地阐释丰繁深刻的道理。从微观剖析,由于自幼受大巴山区独特的生态环境与民俗文化熏陶,其语言个性突出,习惯运用民众喜闻乐见的诸如谚语、格言、成语、歇后语、简缩词、方俗俚语等民俗语汇。因此,无论在其书面语还是口语中,总是透析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凸显出鲜明的民俗特色。
　　
　　(一)
　　
　　质朴平实、简洁明快的言语方式,是大巴山区民俗语言的主要特征之一。行文高度概括,句句切中实质,是邓小平质朴平实、简洁明快语言特色在书面语上的具体表征。如其三卷《文选》,内容博大精深,而篇幅却短小精悍,所有纷繁复杂的事物,深邃玄奥的理论,在其笔下都被高度概括,变得精约质朴、晓畅明白。例如,仅用“实事求是”四字,概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用“肿、散、骄、奢、惰”五字概括军队千头万绪的工作;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概括党的基本路线;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概括新时期的工作方法等等。尤其是《文选》第三卷的开卷篇《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内容渉及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当时的四项工作以及会议议程、意义、历史经验回顾等等。如此丰赡的内涵,仅用了2000多字。
　　最让世人惊叹的是,邓小平在“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而‘一国两制’就是大变”〔1〕和“‘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2〕中,用“一国两制”概括我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短短四字,字字千钧,平常一语,语惊天下,将中国人近百年的困扰一语道破,给民族、国家、社会开辟了一条走向和谐统一、繁荣昌盛的康庄大道。其实,这只不过是邓小平对其自幼耳濡目染的大巴山区民俗口语的信手拈来,并注入伟大的思想和深邃的哲理,使之发扬光大的结果;因为“一国两制”这种语言表层结构模式,以及语言表达习惯,在大巴山区民俗口语中是随处可见的,如“一担两筐”、“一船两桨”、“一干两稀”、“一藤两瓜”等等。实践证明,“一国两制”不仅是邓小平质朴平实、简洁明快语言特色的代表，也是其实事求是处事作风的典范,更是彪炳史册的邓小平思想方法论的经典。
　　在口语表达如讲话、提问以及日常交际中,邓小平语言的民俗特征表现在,他总是习惯抓住问题要害,一针见血,决不绕山头,兜圈子,决不遮遮掩掩,闪烁其词。他总是习惯在简洁的言语中,透析深邃的智慧,阐释伟大的哲理。例如,提出问题开门见山,解决问题果断利落,皆直截了当,决不含糊。“我的中心意见是,中央要有权威”,“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两个‘凡是’不行”,“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我国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等等。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邓小平的用语亦极简洁明了,例如(女儿)毛毛问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仅回答了三个字:“跟着走。”1973年2月,邓小平从江西下放地回京,毛泽东第一次召见他,问:“你在江西这么多年在做什么?”邓小平心中本有千言万语,然仅凝聚为两个字:“等待。”
　　“简缩语”是一种高度概括的词语,也是民俗语言中常用的表达手段,邓小平善用此法。他喜欢用简缩语传递内涵丰富的信息,比如:“三七开”、“三结合”、“两手抓”、“两个‘凡是’”、“三个面向”……皆抓住了事物本质,突出了事物特征,简洁明快,好学好记。
　　“四字格”是民俗语言的一大特征。其简洁明快、概括性强,生动形象、朗朗上口。邓小平对此尤其擅长,例如他在“结果党员‘因党而骄’,……自高自大,盛气凌人,自以为是,……消极怠工,贪污腐化,互相包庇”〔3〕中,四字格连用,批评把“党权高于一切”发展成为“党员高于一切”的党内权力异化、腐败现象;用“怕字当头,不干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4〕勾勒出革命意志衰退者的面孔。尤其是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期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5〕这句话24个四字格连用,生动地描绘出党内官僚主义的丑恶嘴脸。
　　邓小平简洁明快、质朴平实的民俗语言特色,历来受到高度评价。毛泽东说,看邓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6〕。江泽民同志说:他文风朴实,不讲空话,在简明扼要的论述中,总是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7〕梁必业回忆邓小平时说:“讲话不多,但都简明扼要,讲话句子短,好记录,而且观点明确,讲的都是有用的话。”〔8〕可见,邓小平语言中简洁明快、质朴平实的民俗特色,不仅在语言理论上具有研究价值,在语言实践上也具有普遍而深远的影响。
　　
　　(二)
　　
　　大巴山区民俗语言的另一典型特征是朴素自然、生动活泼,它渊源于大巴山人豁达开朗、热爱生活的品性。邓小平自幼便熟悉和擅长这一通俗明白、轻松爽朗的表达方式。同时,邓小平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赤子之情,更提高了他贴近民众、朴素自然、生动活泼的语言水平。无论书面表述,还是口语交流,邓小平总是尽量做到深入浅出,生动形象,而决不藻饰虚夸、装腔作势。他总是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讲述老百姓关心的事情,阐释老百姓能懂的道理。“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正是这种热爱人民的真挚情感,使邓小平的语言平易亲切、朴素自然,特别贴近民众,深受民众喜爱。
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邓小平对世代口耳相传的众多大巴山区民俗俚语的运用,例如,在“这样的领导干部,索性请他好好休息,不然占着茅坑不拉屎怎么行?领导班子问题一定要抓紧解决,要找一些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9〕这段话中,用俗语“占着茅坑不拉屎”批评一些干部占据职位,却不作为,不尽职。在“现在有些干部对上面的指示不执行,命令不服从。这就是不守纪律!有的单位,个别人长期闹派性,有恃无恐,老虎屁股摸不得。为什么摸不得呢!”〔10〕和 “有个‘老大难’单位,过去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后来下了决心,管你是谁,六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四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二三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都得摸。一摸,就见效了”〔11〕这两段话中,用俚语“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批评那些自以为了不起,别人不能批评者,用 “摸老虎屁股”倡导勇于整顿作风,敢于批评的无私无畏精神。在“比如一个部,三五个部长够不够?其他尽是业务机构,为什么要一桌两桌的领导干部呀?”〔12〕和“现在副职太多,一个军区的副司令员要开两桌饭,一个省的副主席、副主任、省委副书记也要开两桌饭。”〔13〕这两段中,用大巴山区民间聚餐习俗惯用语“桌”(十人一桌)批评机构臃肿,倡导精兵简政。在“渡江前,蒋介石集团以为我们给他们宽大是表示人民的软弱,以为长江天险不可突破,他们就押这个宝。但是,人民解放军已经有了必胜信心”〔14〕中,用大巴山区赌博俚俗词“押宝”讥讽国民党蒋介石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时候,少数民族内部问题如何解决?有的过去打冤家,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们应该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使他们团结起来,不要再打冤家”〔15〕中,用民俗俚语“打冤家”形容少数民族内部的矛盾冲突。在“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16〕中,用民间口语词“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强调恢复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鼓励在理论上、学术上进行自由讨论。
《邓小平文选》中运用这类民间常用俚俗词的例子非常丰富,诸如“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那时,我们这样的人就不在了,但相信我们现在的娃娃会完成这个任务”〔17〕中的“吹不起这个牛”、“不在了”、“娃娃”和“中央直属机关不是拆大庙,但小庙多得很嘛。还有每个庙的菩萨也太多,很有文章可作的,不要以为没有好多油水”〔18〕中的“大庙、小庙”、“菩萨”、“油水”以及 “扯皮”、“摔筋斗”、“千把人”、“对头的”、“一风吹”、“吃不开”、“一道手脚”、“年把时间”、“二话没说”、“打赢算数”、“搞对头了”、“婆姨娃娃”、“靠得住些”、“晓不晓得”、“年把子再来”、“排在尾巴上”、“说过去说过来”、“听到风就是雨”、“烧香找错庙门”、“在办公室画圈圈”、“挂牌子,搭架子,摆摊子”、“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蚊子叮泥菩萨,看错了对象”、“自己找麻烦,自己遭灾”等这些活生生的民俗口语词,这些充满大巴山区浓郁乡土色彩和生活气息的大白话,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备感亲切。
　　特别要提到的是,邓小平对巴蜀民谚“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和对巴蜀民间常用语“摸着石头过河”二语的精彩运用,在中外民俗语言应用史上,无论是其语用效果之神奇,还是其社会作用之巨大,历史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邓小平在“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19〕这些话中用“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一语,表达自己对1962年特殊时期生产关系的看法,表示其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原则。这句话深入浅出,形象生动,故而一经传出,便家喻户晓,深受人们欢迎,甚至被誉为“猫论”,在国内外广为传颂。“摸着石头过河”即邓小平所说: “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20〕“摸着石头过河”形象地说明,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没有现成模式可依赖,在改革的进程中,胆子要大,要敢于冒风险,同时,步子要稳,要有科学态度,要有求真务实精神,必须实实在在地走一步，看一步。 在“文革”刚刚结束,全国人们还习惯于极左时代“假、大、空”话语模式的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从语言赖以生存的民间沃土中,从大巴山区母语母文化中信手拈来这句朴实平易、生动形象、含义鲜明的民间俗语,用以表述他当时对改革开放的理性感悟与行动决心。因此,这句话一经说出,便迅速响遍大江南北,众口相传,妇孺皆知,最终成为全社会认同的、具有超时空普遍真理的共同话语和行动指南。无论是作为认识论还是方法论,“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与“摸着石头过河”这两句质朴无华的巴蜀民间俗语,都是华夏民族千百年来生产生活经验的结晶,既符合邓小平一贯贤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也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于平淡中见神奇”的语言运用能力。
　　此外,大巴山人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喜闻乐用的语言表达方式诸如丰富联想,巧妙比喻,机智幽默等,既是汉语民俗语言的基本特征,也是邓小平语言民俗色彩的显著特点。对于被中外民众及媒体评价为“富有才智,机警、精明,理解很快,相当幽默”〔21〕的邓小平而言,无论是在其书面论著里,还是在其日常口语交际中,这类语用例证不仅数量丰富,而且生动贴切,十分精彩。它们不仅是现代语言研究的宝贵财富,也是现代语言运用的光辉典范。
　　
　　(三)
　　
　　个体语言风格特色林林总总、千差万别,其形成过程及原因亦纷繁复杂、不尽相同。但从人类语言共性着眼,概而言之,个体语言风格特色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源于个体自幼习得的群体母语母文化,其关键取决于主体对母语母文化是否具有始终如一的挚爱之情。其二,源于个体的学识修养。邓小平以民俗特色为基调的语言风格的形成,除渊源于他自幼泳涵其间的大巴山区特殊的母语母文化,以及其将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学识修养外,关键还在于无论时空更迭、还是命运沉浮,邓小平一生对母语母文化、对祖国民族、对大巴山父老乡亲深深的挚爱之情却始终如一。
　　首先,由大巴山区特殊的生态环境和大巴山人质朴的民俗民风所孕育的母语母文化,是邓小平以民俗特色为基调的语言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我们知道,个体自幼习得的群体母语,是在该群体世代赖以生存繁衍的生态环境和该群体独特的民俗民风中形成的。民俗民风是人类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长期相沿积久而形成的习俗惯制、礼仪风尚等民间文化的总和,它对社会群体的生存繁衍有着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而作为民俗文化主要元素的民俗语言,则是经社会群体世代约定俗成,并获得主体认知而自幼习用的交际工具。民俗语言与自然生态环境一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该群体的每一个人,也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样,透过血脉与精神给人们的语言烙上独特而鲜明的民俗印迹。
　　邓小平从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大巴山区广安协兴乡牌坊村,至 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翌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其间15年,一直生活在大巴山区特殊的生态环境里,泳涵于大巴山人淳厚质朴的民俗民风中。1至15岁,对个体而言,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龄段,是人生最重要的奠基阶段,是个体性格品德、价值观念、人生理想等形成的关键时期。因此,特色独具的大巴山母语母文化,在气质个性、心理思维、语言行为等各方面,都给邓小平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尤其在对大巴山民俗语言的习得养成方面,显得最为突出。
　　语言是思维的物化形式,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常常决定其语言的表达方式和语言特色。对大巴山母语母文化的热爱,使邓小平的思维方式在青少年时便受到华夏农耕文化传统性特征的影响,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众多精华,诸如:“种瓜得瓜、实事求是”的务实思想,“四季交替、因时变迁”的变革思想,“祸福相依、相反相成”的辩证思想,“黎庶撑天、人心向背”的民本思想,等等。显然,在具有华夏农耕文明传统特征的大巴山母语母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方式,是邓小平语言民俗特色形成的重要因素。同时,在气质性格方面,大巴山民俗文化使“农民的儿子”邓小平自幼便具有华夏农耕文明赋予的沉稳持重,不事张扬、谨言慎行、坚韧不拔的性格。自然,这种气质性格也应是邓小平语言风格特色形成的因素之一。这诚如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所说:“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22〕
　使用什么语言词汇,运用怎样的表达方式,常常是取决邓小平无论是从苦难贫瘠的大巴山走向工业文明勃兴的地中海,还是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国家领导人,他始终保持以民俗特色为基调的语言风格,其中所坦呈的便是他那颗“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因此,对母语母文化、对祖国人民始终如一的挚爱之情,是邓小平终生保持以民俗特色为基调的语言风格的核心。
　　其次,将华夏传统文化精华与西方现代文明融会贯通的学识修养,是邓小平以民俗特色为基调的语言风格日臻完善的主要原因。邓小平自幼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他5岁进私塾,接受传统启蒙教育。一生虽受学校正统教育不多,但其终生认真研读古代文化典籍精华,诸如经史子集中的《诗》、《书》、《左传》、《论语》、《墨子》、《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古文观止》等,从中汲取知识,积淀学养。如《论语》中“敏于事而慎于言”,“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墨子》的“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等,使他自幼便具有的简洁平实、自然质朴的语言风格特色更为完善,更加鲜明。
　邓小平自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1926年初离开法国赴苏联学习,至1927年春受党的派遣回国,在欧洲从事学习和革命工作7年。这7年是邓小平从一名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位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7年,也是他思想修养、文化学识走向成熟和完善的7年。他饱读马恩经典文献及西方文学名著,地中海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使其思维方式在继承民族思维精华的同时,又超越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完成了诸如将传统的严谨务实与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兼容,将朴素直观的整体思维与科学严密的系统思维的兼容,将统摄事实认识的价值判断与尊重实践的主体认识论的兼容,将传统的民本思想与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兼容。这种中西有机融合的思维方式,为其内向沉稳、谨言慎行的语言风格增添了科学民主、宏阔开朗、幽默风趣的色彩。另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提高了邓小平朴素务实、实事求是的认识论水平;因此,在他眼里,“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23〕。从而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24〕认识论水平的提高,亦促使其对求真务实、简洁明快语言的理性认识与实践要求的提高。故而,邓小平多次告诫:“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25〕“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26〕“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讲理由,扼要一点;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27〕同时,在漫长而复杂的生活经历与革命实践生涯中,邓小平还不断地从工农兵大众的日常语言中吸收了大量语言养料。这一切,都极大地促使其源自大巴山母语母文化的语言风格特色日臻完善,愈加鲜明。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由大巴山母语母文化孕育的民俗特色是邓小平语言风格的基调,也是其语言深受广大民众喜爱之所在;将华夏传统文化精华与西方现代文明融会贯通的学识修养,是邓小平以民俗特色为基调的语言风格日臻完善的主要原因;对母语母文化、对祖国人民始终如一的挚爱之情,是邓小平终生保持以民俗特色为基调的语言风格的核心。邓小平语言不仅是弥足珍贵的语言研究资料,其“以人为本”的语言实践,更是万世师表的语用典范。
　　
　　〔参考文献〕
　　〔1〕〔2〕〔17〕〔20〕〔23〕〔24〕〔2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3,84,227,174,382,382,381-382.
　　〔3〕〔13〕〔14〕〔15〕〔19〕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329,137,166,323.
　　〔4〕〔5〕〔9〕〔10〕〔11〕〔12〕〔16〕〔18〕〔26〕〔2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327,25,82,35,388,183,398,71,283.
　　〔6〕〔7〕〔8〕〔21〕伍国用,袁南生.中外名人看邓小平〔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102,309,410,82.
　　〔22〕胡明扬.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