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和农民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邓小平在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始终关注“三农”问题，对解决“三农”问题进行了探索，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成为邓小平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
　　
　　一、 高度重视新时期“三农”问题
　　
　　历史证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复兴，没有大多数人的积极主动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是通过动员农民，打破旧政权以及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实现耕者有其田，建立了新中国，为现代化扫清了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从历史还是党员成分来说，中国共产党都与农民有天然的联系，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曾经试图实现工业与农业并举、城市与乡村同步的发展思路，但由于国际环境的影响和缺乏经验，在实践中仍然没有摆脱苏联的工业化模式，使我国农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农民生活仍很艰难。正如陈云所说：“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1]
　　 1977年11月23日和25日，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问题时指出：“从长远来讲，要注意农村问题，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要逐步缩小剪刀差。将来要考虑提高粮价。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积极性，这是很大的政策。……农业要有一系列政策，要有具体措施。”[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农业问题成为全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会议发布的公报指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来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目前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3]在1979年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强调：“为了迅速改变目前我国农业的落后状况，我们必须着重在最近两三年内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加快农业发展，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4]要求：“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离开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力，任何阶级的积极性是不可能自然产生的。”[5]从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五个“一号文件”，专门解决农村和农民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在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多次强调农民和农业问题的重要性。1982年5月，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时指出：要“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6]。1986年6月，邓小平指出：“当前经济情况总的是不错的。前景如何，会遇到什么障碍？我想，是不是有两三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将会影响我们经济的发展。一是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7]1987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曾说：“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连温饱都没有保障，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8]在回顾中国改革的历程时，邓小平说：“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9]由此可见，邓小平从事关中国社会稳定及社会主义优越性能否得到充分发挥的高度重视“三农”问题。
　　
　　二、 依靠政策发展农业
　　
　　十年“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严重地破坏了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农民和干部的积极性，使我国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或倒退的状况。面对这种困难形势，一些地方的农民在实践中实行以联产承包制为主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争议颇大。
　　在这关系到农业生产责任制和农村改革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给予了坚定的支持。他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
1980 年1月，邓小平在分析当时的经济形势时指出：“三中全会在农村工作方面，作出了两个决议，规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决定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我们在经济方面，这三年，特别是近一年来，成绩是巨大的。……现在全国绝大部分农村面貌一新，农民心情相当舒畅。这不是我们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在发生作用吗？”[11]1982年2月，邓小平在向摩洛哥客人介绍中国经济建设情况时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根本方针是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摆脱落后状态。这几年所做的事都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并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这些政策已经见效，特别是在农村效果更显著一些。现在农村扩大农民自主权，提倡责任制，绝大多数地区收入成倍增加。”[12] 8月，在向澳大利亚客人介绍中国国内情况时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做了不少事情。我们取得的第一个成就就是农村政策见效，农民收入普遍增加，农村空前安定。”[13]他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说：“我们首先解决农村政策问题，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多种经营，提倡科学种田，农民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这些政策很见效，三年农村就发生了显著变化。”[14] 1982年1月，中央发出一号文件，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责任制。”[15]之后，中共中央又连续发布四个有关农业的“一号文件”，为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保证农业持续发展、农村稳定和农民增收。邓小平尊重农民的意愿，一直强调要保持农村政策稳定不变，他指出：“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16]我国新时期农业的繁荣和发展，充分显示了党和国家政策的巨大威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在农村改革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基本政策，这些基本政策，符合执政为民的要求，符合农村实际，符合农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有效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
　　
　　三、 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保障他们的利益
　　
　　邓小平反复强调，要通过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他说：“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17]如何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邓小平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提出，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认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8] 20世纪80年代初，当农村兴起大包干时，邓小平马上予以支持并表示农业发展一定要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邓小平指出：“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19]“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20]特别是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其核心是一个“包”字，它把劳动者的劳动同生产成果紧密地联系起来，把责、权、利结合起来，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和干活大呼隆、瞎指挥的弊病，把集体的领导者(包出的一方）和农民(承包的一方）放到了平等的地位上，而且用合同制的契约关系固定下来，这就更有利于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由于联产承包，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的地位变了，由单纯的劳动者变为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变为真正的主人翁。“农民最高兴两件事：一个是实惠；一个是自主。过去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搞瞎指挥、大呼隆，生产上不去；现在农民有了自主权，可以独立组织生产，安排活计，结果‘集没有少赶，戏没有少看，粮没有少打，钱没有少得’。有些先进队为什么也愿意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呢？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经济利益增加了，自主权更多了。一个物质利益，一个自主权，有了这两条，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成为发展生产的巨大力量。”[21]在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改革的经验时，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变了。农业实行多种经营，因地制宜，该种粮食的地方种粮食，该种经济作物的地方种经济作物，不仅粮食大幅度增长，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增长。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想到的。”[22]我国农村改革实际上就是从给农民自主权开始的，打破了高度集中统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取消对农民生产经营活动的诸多限制，允许农民根据市场的需要和自己的意愿，选择生产经营项目和经营方式，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区域合理有序地流动。农村改革，纠正了违背经济规律的“一刀切”、“瞎指挥”、“大呼隆”和“大锅饭”等做法，把农民的手脚完全放开了，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因而非常见效。
　　同时，邓小平还强调给农民实实在在的利益。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利益问题。能不能使农民得到更多看得见的利益，是能否把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的关键。邓小平认为：“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23]根据这一思想，我们党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关系进行了改革，肯定了农民创造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余都是自己的”分配模式。调整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按照市场规则和农民打交道，因而激发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近几年，党中央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在不断增加对农村投入的同时，不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三提留、五统筹”，治理农村“三乱”，进而取消实行了几千年的农业税，大幅度减轻了农民负担。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在农村的基本国情、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实际情况，表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新的发展时期，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对于促进农村改革和发展、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6.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241.
　　〔3〕〔4〕〔5〕〔15〕〔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0,31,32,116-117,805-806.
　　〔6〕〔10〕〔11〕〔19〕〔23〕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06,315,246,146,146.
　　〔7〕〔8〕〔9〕〔14〕〔16〕〔17〕〔20〕〔2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59,255,65,81,371,213,242,238.
　　〔12〕〔13〕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801-802,836.
　　〔18〕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