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约八十年的政局，论者时有笼统简略论及，然而其中起自乾符中至唐亡的唐末三十年政局究竟如何，与其前政局又有何不同与特点?在此政局下士人们的遭际又如何?这些问题则未见有较专门详细的论述。本文即以较翔实的史籍记载等资料展示唐末之政局，揭橥其与其前政局之异同与特点，并兼略论此政局下士人之遭际。
一、唐未政局的特点
有唐推行科举制，读书人得以登第人仕，在仕途上较有发展空间。诚如《唐摭言》所言：“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此登科士人甚至官登宰执，权重名扬，可谓飞黄腾达。不过士子们的命运也随各时期政局之清明或混乱而不同。比较唐代各时期，大致初盛唐士子们的遭际较中唐为好，盛唐而下，则大有每况愈下之概；至唐末(此处指唐僖宗乾符至唐哀帝)可谓士人们频遭恶运之时。究此之故，乃与其时政局更混乱无序、动荡险恶直接相关。
那么这种混乱动荡险恶之政局具体又如何?我们认为唐末政局是上一时期政局的恶性发展，并有异同之处。
与中唐、晚唐前中期不同的是，唐末王仙芝、黄巢起义使唐王朝乃至整个社会剧烈动荡不安，造成严重破坏。黄巢之乱平定后，各强藩割据、反叛频发，并轮番勾结权臣或宦官以挟持唐昭宗，甚至弒杀昭宗、哀帝，以梁代唐。这一历史大背景下的混乱险恶是此前时期所不能比拟的。即就广明之乱所造成的乱象，如僖宗谕河南方镇诏所云：“南至寿、庐，北经曹、宋。半年烧劫，仅十五州；……诸道发遣将士，同共讨除，日月渐深，……虚费糇粮，州县罄于供承，乡村泣于侵暴。”中和三年(883)四月，唐军收复长安，杨复光上章云：“贼首黄巢，……驱我蒸黎，徇其凶逆。展鉏鹤以成锋刃，杀耕牛以恣燔炮，魑魅昼行，虺蜴夜噬。……物无不害，恶靡不为，豺狼贻朝市之忧，疮痏及腹心之痛。遂至毒流万姓，盗污两京，衣冠衔涂炭之悲，郡邑起丘墟之叹。”
除上述整个社会战乱、动荡的大背景外，唐末朝中的混乱、矛盾、险恶也尤甚于以前。中晚之际，如史学家所总结的存在南北司的矛盾、藩镇的叛乱以及牛李党争三大问题。在此三方面，固然牛李党争在唐末已经消失，但此时朝官之间的矛盾严重存在，而南北司的矛盾、藩镇的叛乱且较其前有所变化加剧，显得更为激烈、复杂与严重。唐末政局的这种特点，是有充分的历史事实可说明的，以下即择要说明之。
二、宦官的极端专权跋扈
唐末宦官更为专权跋扈，不仅主宰着朝官的命运，甚至掌握着皇帝的命运与废置。从僖宗到昭宗，先后主宰朝政的有田令孜、杨复恭、刘季述、韩全诲、张彦弘等五位主要宦官。他们掌握着百官甚至皇帝的命运，故《旧唐书·僖宗纪》史臣言：“恭帝冲年缵历，政在宦臣，惕励虔恭，殷忧重慎。”且择述主要宦官之作为，以见其权势与横行。
田令孜自僖宗即位即为左神策军中尉。僖宗尚为王时与令孜同卧起，“帝资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为‘父’。”僖宗因“荒酣无检，发左藏、齐天诸库金币，赐伎子歌儿者日巨万，国用耗尽。令孜语内园小儿尹希复、王士成等，劝帝籍京师两市蕃旅、华商宝货举送内库，使者监閟柜坊茶阁，有来诉者皆杖死京兆府”。他还蒙蔽僖宗，贩卖官爵，以权乱天下，《新唐书·田令孜传》载：“令孜知帝不足惮，则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赐绯紫不以闻。百度崩弛，内外垢玩。……是时贤人无在者，惟佞鄙沓贪相与备员，偷安噤默而已。”
杨复恭乃代田令孜而起的大宦官，《新唐书·杨复恭传》载：“僖宗出居兴元，复为枢密使，制置经略，多更其手。车驾还，遂代令孜为左神策中尉、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僖宗崩，他“定册立昭宗，赐铁券，加金吾上将军，稍攘取朝政”。大权在握时，他“以诸子为州刺史，号‘外宅郎君’；又养子六百人，监诸道军。天下威势，举归其门”。其诸子仗其势而傲视朝廷，“杨守贞为龙剑节度使，守忠洋州节度使，皆自擅贡赋，上书讪薄朝政”，可谓父子权倾天下。
宦官们专权横暴，对抵制其倒行逆施之朝官乃至军士则严加迫害，甚至杀戮。
田令孜专权横暴，“左拾遗侯昌蒙不胜愤，指言竖尹用权乱天下，疏人，赐死内侍省”。时僖宗倚重宦官，轻朝士，更使得宦官专权独断。孟昭图颇为不满，上疏极陈：“‘君与臣一体相成，安则同宁，危则共难。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于贼，唯两军中尉以扈乘舆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冒重险出百死者也。昨昔黄头乱，火照前殿，陛下惟与令孜闭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谋群臣，欲人不得，求对不许。……’疏人，令孜匿不奏，矫诏贬昭图嘉州司户参军，使人沉于蟆颐津。”对于指责他的将士，田令孜亦以杀戮为快。当黄巢陷东都，田令孜因其兄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即“奉帝西幸，……至咸阳沙野，军十馀骑呼曰：‘巢为陛下除奸臣，乘舆今西，秦中父老何望?愿还宫。’令孜叱之，以羽林骑驰斩，即以羽林白马载帝，昼夜驰，舍骆谷”。因大劳将士而不及捍蛮有功之黄头军，故黄头将郭琪对令孜曰：“‘军容能易偏惠，均众士，诚大愿也。’令孜嘻，怒曰：‘知之。’密以酖注酒中，琪饮已，驰归，杀一婢，吮血得解。”
杨复恭也是一位置不满、反对者于死地的残忍宦官。《新唐书·杨复恭传》载：“王环者，恭宪太后弟，求节度使”，“复恭不欲分己权，白为黔南节度使，道兴元，而兄子守亮方领节度，阴敕利州刺史覆环舟于江，宗属宾客皆死，以舟自败闻。”孔纬以宰相之尊，也因敢触其锋而险遭谋杀。史载：“复恭常肩舆抵太极殿。宰相对延英，论叛臣事，孔纬曰：‘陛下左右有将反者。’帝矍然。纬指复恭。……会纬出守江陵，乃使人劫之长乐坡，斩其旌节，赀贮皆尽，纬仅免。
唐末宦官甚至敢于焚烧宫室，胁迫帝王离京出幸。田令孜之专权无礼，激起藩镇将士兴兵讨伐，他于强藩李克用逼京师时，“乃焚坊市，劫帝夜启开远门出奔”。出逃时，他“命火宫城，唯昭阳、蓬莱三宫仅存”。而在王重荣等人“连章请诛令孜，而驻凤翔”时，“令孜请帝幸兴元，帝不从，令孜以兵人寝，逼帝夜出”。令孜胁逼僖宗，令朝士们极为愤恨厌恶，故“宰相(萧)遘率群臣在凤翔者表令孜颛国煽祸，惑小人计，交乱群帅，请诛之”。可惜僖宗仍不省悟。
昭宗也免不了被宦官劫持离京之命运，而且更为狼狈。由于韩全诲等宦官为唐昭宗所忌恨，并与 宰相崔胤等朝官矛盾激化，“全诲等惧帝诛己，与继诲、彦弼、继筠交通谋乱”。崔胤即联合强藩朱全忠拟歼灭之，“全忠取同州，汴兵凡七万威震关中。全诲等泣奏曰：‘全忠且至，欲胁陛下幸关东，……愿至凤翔，合义兵讨元恶。’帝未许，方在乞巧楼，全诲急，即火其下，帝降楼，乃决西幸。彦弼等以帝未即驾，愈悖、宫中禁索苛亟，帝与后相视泣，宫人私逃出都，民崩沸，……全诲逼帝出，惟皇后、诸王数百骑为卫，……全诲等遂火宫城。”其实昭宗遭宦官迫胁离京之祸早在乾宁二年(895)七月就发生了。其时，两军中尉骆全瑾、刘景宣即借口李克用进逼，胁迫昭宗出幸。其属下乃伙同“同州王行实纵火剽东市，请上出幸”。乱军之“矢及御座之楼扉。上惧，下楼与亲王、公主、内人数百人幸永兴坊李筠营……其日晚，幸莎城镇。京师士庶从幸者数十万，比至南山谷口，暍死者三之一。至暮，为盗寇掠，恸哭之声，殷动山谷。”
后来，刘季述与王仲先为左右军中尉，刘季述更是一位敢于幽禁废掉昭宗的宦官。为了达到尽诛百官、弑帝、挟太子令天下之目的，他演出了一幕废弃昭宗的恶剧。史载：“季述等愈自危。……乃外约朱全忠为兄弟，……因矫皇后令曰：‘车让、谢筠劝上杀人，禳塞灾咎，皆大不道。两军军容知之，今立皇太子，以主社稷。’黎明，陈兵廷中，……人思政殿，遇者辄杀。帝方坐乞巧楼，见兵人，惊堕于床，将走，季述、仲先持帝坐，以所持扣杖画地责帝曰：‘某日某事尔不从我，罪一也。’……季述出百官奏，曰：‘陛下瞀，倦于勤，愿奉太子监国，陛下自颐东宫。’……后以传国宝授季述，就帝辇，左右十余人，人囚少阳院。季述液金以完鐍，师虔以兵守。……帝衣昼服夜浣，食自窦进，下至笔纸铜铁，疑作诏书兵器，皆不与。方寒，公主嫔御无衾纩，哀闻外廷。”
宦官专权跋扈，迫害朝官乃至皇帝，使朝政更为混乱，自然引起南北司之间严重的对立，朝官仇视宦官，力图尽除之。僖宗时，孟昭图不满田令孜之专权，排斥朝官，曾上疏云：“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岂悉忠于南司?廷臣岂无用于敕使?……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无所豫，群司百官弃若路人?”昭宗和朝士们与宦官杨复恭的矛盾也更趋激化，“于是宰相韦昭度、张浚、杜让能等为帝言大中故事，抑宦官不假借，帝亦稍厌复恭横恣。”后来宦官“全诲、彦弘及彦弼合势恣暴，中官倚以自骄，帝不平，有斥逐者，皆不肯行”，这自然引起宰相崔胤的愤恨，故“固请尽诛之”。上奏云：宦人“参掌机密，至内务百司悉归中人，共相弥缝为不法，朝廷微弱，祸始于此。请罢左右神策、内诸司使、诸道监军。于是中外宦官悉诛”。”《新唐书·韩全诲传》更记下当时宦官被屠杀情景：“(崔)胤、(朱)全忠议，尽诛第五可范等八百余人于内侍省，哀号之声闻于路，留单弱数十人，备宫中洒扫。”
三、最为惨烈的藩镇之祸
僖宗朝，由于急务在于镇压黄巢军，各路强藩尽管互有矛盾，有的也不无谋夺皇权之野心，但尚能大致听命于皇朝。但到大敌已灭，昭宗即位不久，藩镇间之矛盾激化，并多有觊觎皇朝之争夺战，以致不仅朝命不行，皇帝被架空，而且互相挟持天子自重，最后朱全忠干脆弑天子而夺权。可以说有唐史上，唐末最后十几年是藩镇之祸最为惨烈的时期，而昭宗更是蒙受藩镇之难最惨酷的末世之君。我们也列举事例以见此时藩镇之祸。
乾宁二年，河中节度使王重盈死，军中以其兄重简子珂出继。如此则引起王氏之族王珙、王瑶也来争夺河中之权，上言昭宗“请选大臣镇河中”。又拉来朱全忠、王行瑜、李茂贞、韩建等强藩为援，而王珂也“遣使请婚于李克用”为倚靠，李克用遂荐王珂于昭宗。然昭宗不允各方之请，王行瑜遂怒，使其弟行约攻王珂，李克用也遣李嗣昭援之，击败王珙于猗氏，掳获其将李墦。各藩镇互斗后，“三镇衔帝之却其请也，连兵犯京师，谋废帝、诛执政而立吉王，固请授珙河中。克用闻之怒，以师讨三镇，瑶、珙兵引去。克用拔绛州，斩瑶而屯渭北，败行约朝邑。”后来又演变为各勾结宦官以逼昭宗出逃之混乱局面，史籍载云：“行约走京师。弟行实在左军，共说枢密使骆全瑶，谋挟帝幸邻。右军李继鹏以告中尉刘景宣，二人，茂贞党也，欲以兵劫全璀等，请帝幸凤翔。两军合噪承天门街，帝登楼谕和之，继鹏怒，辄射帝，纵火焚门，……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以盐州六都兵从帝出启夏门，次于郊。两军惮盐州兵锐，各走其军。帝次莎城，百官继至，……徙石门。民匿保山谷间，帝每出，或献饴浆，帝驻马为尝，民皆流涕。”此后藩镇间之谋乱、争夺攻伐，昭宗为各强藩所逼与劫持，景况十分狼狈之记载在《旧唐书，昭宗纪》中可谓不绝于史，我们仅择一二记载以见一斑。
乾宁三年(896)六月，“李克用率沙陀、并、汾之众五万攻魏州，及其郛，大掠于其六郡，陷成安、洹水、临漳十余邑，报莘之怨也。凤翔李茂贞怨国家有朱玫之讨，绝朝贡，谋将犯阙，天子命覃王治兵以俟变。是月，茂贞上章，请以兵师人觐。上令通王、覃王、延王分统安圣、捧宸、保宁、宣化等四军，以卫近畿。丙寅，凤翔军犯京畿，覃王拒之于娄馆，接战不利。”乾宁三年七月，“岐军逼京师，诸王率禁兵奉车驾将幸太原。癸巳，次渭北。华州韩建遣子充奉表起居，请驻跸华州，乃授建京畿都指挥、安抚制置、催促诸道纲运等使。……丙申，驻跸华州，以衙城为行宫。时岐军犯京师，宫室廛阊，鞠为灰烬，自中和已来葺构之功，扫地尽矣。”乾宁四年(897)八月，“韩建与郃、岐三镇素有无君之迹，……乃与知枢密刘季述矫制发兵，围十六宅。诸王惧，披发沿垣而呼曰：‘官家救儿命!’或登屋沿树。是曰，通王、覃王已下十一王并其侍者，皆为建兵所拥，至石堤谷，无长少皆杀之，而建以谋逆闻。寻杀太子詹事马道殷、将作监许岩士，贬平章事朱朴，皆上所宠昵者。”
藩镇跋扈横行随时而加剧，至天复元年(901)，“朱全忠既服河朔三镇，欲窥图王室篡代之谋”，遂加紧篡代步伐，同各藩镇如李茂贞等争夺控制昭宗。他们各自勾结朝中大臣或宦官，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之目的。《旧唐书，昭宗纪)载：“李茂贞自镇来朝，……时中尉韩全诲及北司与茂贞相善，宰相崔胤与朱全忠相善，四人各为表里。全忠欲迁都洛阳，茂贞欲迎驾凤翔，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天复元年十一月，昭宗被宦官韩全诲等人挟持出幸风翔，而崔胤又勾结朱全忠以迎驾为借口以兵来夺昭宗。双方争夺一年多后，最后以李茂贞失败，宦官韩全诲、张彦弘等人被诛，朱全忠控制昭宗回京师告终。此后朱全忠完全掌控了皇帝与朝政，遂于天祐元年(904)将昭宗挟持至洛阳，随后弒杀，另立唐哀帝。当昭宗被迫离长安时，史籍记载：“全忠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彻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甍号哭，月余不息。秦人大骂于路曰：‘国贼崔胤，召朱温倾覆社稷，俾我及此，天乎!天乎!’”又记昭宗被弒情景云：“是夜二鼓，蒋玄晖选龙武衙官史太等百人叩内门，言军前有急奏面见上。内门开，玄晖每门留卒十人，至椒殿院。贞一夫人启关，谓玄晖曰：‘急奏不应以卒来。’史太执贞一杀之，急趋殿下。玄晖曰：‘至尊何在?’昭仪李渐荣临轩谓玄晖曰：‘院使莫伤官家，宁杀我辈。’帝方醉，闻之遽起。史太持剑人椒 殿，帝单衣旋柱而走，太追而弒之。渐荣以身护帝，亦为太所杀。”唐帝等人被杀之惨烈，朱全忠之专权横暴，唐末藩镇之强横以灭皇朝，昭昭明矣。
四、朝官间的激烈矛盾与內斗
和牛李党争那样党派色彩明显，规模大，时间长，造成政局巨大动荡不同的是，唐末朝官间的激烈矛盾内斗规模较小，时间也较集中在唐昭宗时期，并且以崔昭纬、崔胤、柳璨等为代表与强藩或宦官勾结陷害屠杀诸朝臣为特色，其残酷则实不亚于牛李党争。今亦以具体史载说明之。
景福二年(893)九月，强藩李茂贞逼使昭宗斩观军容使西门君遂、内枢密使李周潼，令李茂贞收兵归镇。而茂贞则陈兵临皋驿，“数宰臣杜让能之罪，请诛之”。逼得昭宗贬杜让能并赐自尽，其弟户部侍郎杜弘徽亦坐让能赐死。乾宁元年十月，昭宗将拜李蹊为宰相，但“刘崇鲁出班而泣，言蹊奸邪，党附内官，不可居辅弼之地，由是制命不行”。《资治通鉴》乾宁二年五月载，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二藩镇奏曰：“‘南、北司互有朋党，堕紊朝政。韦昭度讨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众心，请诛之。’上未之许。是日，行瑜等杀昭度、谿于都亭驿，又杀枢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数人。”这些大臣被杀，其实正是“性奸纤，忌前达。内结中人，外连藩阃”之宰臣崔昭纬等人朋党，勾结宦官与强藩陷害杜让能等诸大臣所引起，其具体原由《旧唐书·韦昭度传》揭示云：“杜让能为凤翔所杀，复委昭度知政事，与李谿并命。时宰相崔昭纬专政，恶李谿之为人。降制日，令知制诰刘崇鲁哭麻以沮之。……明年春，复命谿同平章事，昭纬不胜其忿。先是，邠州王行瑜求为尚书令，昭度奏议云：‘国朝已来，功如郭子仪，未省曾兼此官。’……崔昭纬宗人铤，曾为行瑜从事，朝廷每降制敕，不便于昭纬者，即令铤诉于行瑜，俾上章论列。……至是李谿入拜。昭纬谓铤曰：‘前时尚父之命已行，而昭度沮之，今又引谿同列。……恐复有杜太尉之事。’……其年五月，行瑜、茂贞、华州韩建以兵入觐，面奏昭度、李谿之奸邪，请加谴逐。制敕未行，三镇兵害昭度于都亭驿。”这一宰执勾结藩镇迫害大臣的内幕，昭宗是明了的，故其后下制文：“其有任崇柱石，位重台衡，或委以军权，或参诸宥密。竟因连谤，终至祸名，郁我好生，嗟乎强死。……其杜让能、西门君遂、李周潼已下，并与昭雪，还其爵秩。韦昭度顷处台司，每伸相业，王行瑜求尚书令、独能抑之，致于沉冤，谅由此事。李蹊文章宏赡，迥出辈流，竟以朋党之间，挤于死地，凡在有识，孰不咨嗟。”又敕：“崔诞与昭纬去年朋党，交结行瑜，构合祸胎，原由此贼。”
朋党在昭宗之世愈演愈烈，接着尚有崔胤勾结强藩朱全忠陷害诸朝官的内斗。《新唐书·崔胤传》载：“帝之在凤翔，以卢光启、苏检为相，胤皆逐杀之，分斥从幸近臣陆康等三十余人，……帝动静一决于胤，无敢言者。”L2”崔胤陷害诸臣，是以诬陷诸人勾结藩镇，与宦官结党为罪名的。故其“怒(陆)康代己，诬奏辰党庇(李)茂贞”，又诬王抟与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三人中外相结”。C3”实则崔胤勾结朱全忠陷害诸大臣的内中原由《新唐书，崔胤传》揭橥云：“陆康当国，时王室不竞，南、北司各树党结藩镇，内相凌胁。胤素厚朱全忠，委心结之。……会清海无帅，因拜胤清海节度使。始，(崔)昭纬死。皆王抟等白发其奸，胤坐是赐罢，内衔憾。既与抟同宰相，胤议悉去中官，抟不助，请徐图之。及是不欲外除，即漏其语于全忠，令露劾抟交敕使共危国，罪当诛。……而赐抟死，并诛中尉宋道弼、景务修，由是权震天下，虽宦官亦累息。”故史云：“胤恃全忠之势，专权自恣，天子动静皆禀之。朝臣从上幸凤翔者，凡贬逐三十余人。刑赏系其爱憎，中外畏之。”这种对朝臣的陷害屠杀尤以柳璨等人恃朱全忠之势，恣为威福而更骇人听闻。
五、士人之遭际
唐末政局中，士人们自然也有在科举仕途上较为得意的，但与之前各时期相比，广大士人之遭际是大不如前的，其生活、科举、仕途上之苦难与被贬斥甚至被杀戮之命运更甚于前。以下分别考察未仕、人仕两类士人之遭际。
从众多一般士子来考察，大多数更是运交黄盖。由于唐末国势衰微、兵连祸结，民生凋敝，故广大士人之生活是颇为寒酸艰辛的。《旧唐书·僖宗纪》即记“国步犹艰，群生寡遂，灾边荐起，寇孽仍臻”，“江右、海南、疮痍既甚，湖湘荆汉，耕织屡空。……东南州府遭贼之处，农桑失业，耕种不时。就中广州、荆南、湖南，资贼留驻，人户逃亡，伤夷最甚”。在此背景下，为了支撑庞大的开支，则加紧征税，甚至也征收到官员头上。大顺元年(890)，“宰臣兼国子祭酒孔纬以孔子庙经兵火，有司释奠无所，请内外文臣自观察使、制使下及令佐，于本官料钱上缗抽十文，助修国学，从之。”这就更遑论征收一般百姓了。陆龟蒙《新沙》云：“渤獬声中涨小堤，官家知后海鸥知。蓬莱有路教人到，应亦年年税紫芝。”杜荀鹤《山中寡妇》更揭露云：“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在此时局下，士子们的生存环境多穷迫不堪，他们遭遇并躲避频繁的战乱，蒙受深重的灾荒、田园荒芜、骨肉分离等种种苦难，从其歌吟中即可看到如下的情景：“望岁心空切，耕夫尽把弓。千家数人在，一税十年空”；河北江东处处灾”39“兵戈村落破，饥俭虎狼骄”；“已喜相逢又怨嗟，十年飘?自在京华。……故国经荒未有家”；”“羁游数地值兵乱，宿在孤城闻雨秋”；”“华下支离已隔河，又来此地避干戈”“三秦流血已成川，……田园已没红尘内，弟侄相逢白刃间。”
而且士子们的家境、生活多颇为贫窭。不要说那些无力踏上科举之路的士子，就是有幸参加科举，甚至最终登科之士，也多有极为贫寒的。如聂夷中“滞长安久，皂裘已弊，黄粮如珠，始得调华阴县尉。之官，惟琴书而已”。章碣则“累上著不第。……后竟流落，不知所终”。喻坦之“举进士不第，久寓长安，囊罄，忆渔樵，还居旧山。……盖困于穷蹇，情见于辞矣。”李洞则“家贫，吟极苦，至废寝食。……果失意，流落往来，寓蜀而卒。”罗隐也哀吟道：“年深旅社衣裳敝，潮打村田活计贫。”类此的唐末士子当是不胜枚举的。
由于战乱等原因，科举考试在咸通十一年(870)就曾停止过，造成罗隐、陈黯、陆龟蒙、卢尚卿等一批文士未能人考或赴考途中折回。唐末更因黄巢、藩镇之乱，皇帝避幸，考试时而不在长安，且有中和二年(882)和天复二、三年(902、903)连续停考，造成士子觅举科考之难。《唐掂言》即云：“国朝自广明庚子之乱，甲辰天下大荒，车驾再幸岐梁，道馑相望，郡国率不以贡士为意。”《北梦琐言》亦载：“黄巢犯阙，僖宗播迁，举子星散。”故其时礼部即有“伏以朝廷，累年多事，道途艰辛，在远举人，并阻随计。逐年所司放榜，人数不常”之议。李愚即是遭此难者，他“随计之长安，属关辅乱离，频年罢举，客于蒲、华之间。……天复初，驾在凤翔，汴军攻蒲、华，愚避难东归洛阳”。类似李愚之遭遇者颇多，黄滔所吟“世乱时人物，家贫后子孙。……惆怅西川举，戎装度剑门”即是如此。
与上述情况互为因果的是，唐末广大士子们不仅处境、生计维艰，科举之路也较前更艰难，黄滔 即叹“咸通、乾符之际，龙门有万仞之险，莺谷无孤飞之羽”，众多举子“以梦笔之词，籯金之学，半生随计。没齿衔冤”。这就造成更多才士无缘登第，或久经落第之苦才赢得一第。前者如《唐摭言·海叙不遇》所记的欧阳濕、姚岩杰、剧燕、李涛、罗虬、周缄、周繁、何涓、章碣、来鹄、闵廷言、张乔、谢廷浩、陈象、陈岳等众多士子，以及韦庄为之深致抱恨的“皆有奇才，……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的陆龟蒙、方干、罗隐、赵光远、温庭皓、陆逵、刘稚珪、顾邵孙、沈珮、顾蒙等人。后者如经二纪方及第的韩惺、吴融；又如“咸通壬辰登荐，年三十三，……越二十三年乃登第”””的黄滔；还如“孟荣年长于小魏公。放榜日，榮出行曲谢。沆泣曰：先辈，吾师也。沆泣，荣亦泣。荣出入场籍三十余年”；10’还有天复元年放“曹松、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等及第。……松、希羽甲子皆七十余”，其余三人“皆年逾耳顺矣，时谓五老榜”的已老态龙钟的新科进士。
再考察已人仕士人之遭际。从上文可见，众多朝官均浮沉于难测祸福之中。既有一批不听命藩镇、权臣的陆康、韩僵、苏检、卢光启、裴枢、王溥、裴贽、赵崇、王赞等均多惨遭荼毒、贬杀之遭际，当然也有个别品行不端的士人侥幸取荣，如秦韬玉，“谄事大阉田令孜，巧宦，未期年，官至丞郎，判盐铁，保大军节度判官。……令孜引擢工部侍郎。”还有一些横行一时如崔昭纬、崔胤、柳璨等，尽管或投靠勾结宦官、强藩以行恶，但最终也逃不过被强藩诛杀之下场。就以“登进士第，尤精《汉史》”的柳璨来说，他投靠朱全忠，胁迫“哀帝曰：‘人望归元帅矣，陛下宜揖让以授终”，“同列裴枢、独孤损、崔远皆宿素名德，意微轻之，璨深蓄怨”，利用朱全忠之党谋杀衣冠宿望难制者之机会，“璨即首疏素所不快者三十余人，相次诛杀。班行为之一空，冤声载路”。如此奸诈险恶者最终也被朱全忠所厌恶、诛杀，他“临刑呼曰：‘负国贼柳璨，死其宜矣!”
唐末，朱全忠及其属下柳璨、李振之流对士人、清流颇为仇视，寻机屠戮之而后快，即如《资治通鉴》所载：“全忠尝与僚佐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独言曰：‘此木宜为车毂。’众莫应。有游客数人起应曰：‘宜为车毂。’全忠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顾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数十人，摔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又史载：“柳璨恃朱全忠之势，恣为威福。……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于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横议，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灾异。’李振亦言于朱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纲纪；且王欲图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难制者也，不若尽去之。’全忠以为然。癸酉，贬独孤损为棣州刺史，裴枢为登州刺史，……自余或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以为浮薄，贬逐无虚日，揞绅为之一空。……全忠聚(裴)枢等及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揞绅之士，言于全忠日：‘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窜逐者，时人谓之鸱枭。”因处朝廷如此险恶，易致杀身之祸，以此踏人仕途的士人，尚多有最终走上避难隐居之路者。韩惺就是被嫉恨的清流，因他受昭宗倚重，故为朱全忠等人所不容而贬官。后虽被召复官，但还是“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审知而卒”；司空图也因政局险恶而“弃官居虞乡王官谷，昭宗屡征之，不起”。后“阳为衰野，坠笏失仪”，才逃过柳璨之流之害。郑谷奔波举场16年及第，晚年仕至都官郎中，却身遭烽火连天，漂泊奔避不暇，不免于“漂泊病难任，逢人泪满襟”，””哀叹着“此生多辐轲，半世足漂离”，最后绝望于国运仕途，弃官归隐仰山而终。还有因失望于当时岌岌可危之国运而弃官人道者，韩僵《送人弃官人道》诗云：“仙李浓阴润，皇枝密叶敷。……社稷俄如缀，雄豪讵守株。忸怩非壮志，摆脱是良图。尘土留难住，缨矮弃若无。冥心归大道，回首笑吾徒。”据诗知弃官者乃皇族，他的弃官乃因世乱时危，故摆脱尘世而人道。
另外尚有些士人则因中朝混乱残酷与无望，遂远避他方，为藩镇及地方势力所用。如罗隐人吴越钱僇幕：“广明中，遇乱归乡里。时钱尚父镇东南，节钺崇重，隐欲依焉。进谒，投素作，……缪得之大喜，以书辟曰：‘仲宣远托刘荆州，盖因世乱；夫子乐为鲁司寇，只为故乡。’隐曰：‘是不可去矣。’遂为掌书记。”韦庄经黄巢攻人长安等战乱，故其《秦妇吟》诗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之句慨叹之，其人仕后，遂离开中原仕于蜀，“王建辟为掌书记。……及建开伪蜀，庄托在腹心，首预谋画，其郊庙之礼，册书敕令，皆出庄手。以功臣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黄滔登第后，“光化中，除四门博士。天复元年，受(闽)太祖辟，以监察御史里行充威武军节度推官，……梁时强藩多僭位称帝，太祖据有全闽，而终其身为节将者，滔规正有力焉。中州名士避地来闽，若韩僵、李洵数十辈，悉主于滔。”张砒亦为蜀国所用，《唐诗纪事》云：“砒，字象文，唐末登第，尉栎阳。避乱人蜀，王蜀时，为金堂令。”又牛峤“乾符五年进士，历拾遗、补阙、尚书郎。王建镇蜀，辟判官。及僭位，为给事中。””“除上所述外，《资治通鉴》天祐二年(905)记云：“时士大夫避乱，多不入朝。壬辰，敕所在州县督遣，无得稽留。前司勋员外郎李延古，德裕之孙也，去官居平泉庄，诏下未至。””’’上述的韩惺、司空图、郑谷等人也同样是不愿人朝为官者。其时这样的士人诚不仅上文所述，如史载“梁有禅代之谋，柳璨希旨杀害朝士，(李)愚以衣冠自相残害，乃避地河朔，与宗人李延光客于山东。”黄滔《寄从兄璞》诗：“纵征终不起，相与避烟尘。……移觅深山住，啼猿作四邻。”诗也即是寄给避官隐居的黄璞，此均可说明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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