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台湾不是没有辩论，而是缺乏自由充分的辩论，辩论格调不高。辩论常常是打口水战，为辩论而辩论，那些擅长辩论的人容易占上风。如陈水扁是律师出身，又有大规模组织街头抗议的经验，有娴熟的辩论技巧，他的辩论往往不是靠理性伦理，或者靠严密的逻辑推理，而是靠煽动性的语言，靠移花接木、偷梁换柱或转移话题，甚至靠人身攻击。这种诉诸感性诉求的辩论风格，听者容易理解和接受，不需要去认真思考和判断，因此陈水扁的辩论风格比较讨人喜欢。与陈水扁直接交过手的连战则是学者出身，他的辩论过于认真，比较理性，往往追求因果关系和逻辑推理，就事论事，注重事实和数据。这种辩论风格效果显然不如陈水扁的花言巧语讨人喜欢，相比之下，反而显得不够灵活，听者需要一边听，一边去思考、去判断。

　　除了纯粹的辩论比赛之外，真正高水准的政策辩论，不在于双方的辩论技巧，而在于能否充分阐述正确的观点和真实的内容。一个擅长辩论的政治人物，如果缺乏社会责任感，毫无政治诚信和执政能力，夸夸其谈，言之无物，即使说得天花乱坠，也很可能是说一套，做一套，这样的辩论，充其量算是骗术高明而已，本身毫无意义和必要，完全是浪费对手和民众的时间，误导民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政治人物，可能对重大问题有战略性的准确把握，有精辟的见解和深度的思考，而且愿意尽其所能为民众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但他可能是“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属于不善言辞、务实坦诚的类型。当然，民众最欣赏既善言辞，又具战略思维的政治家，但这种人在台湾实在是凤毛鳞角。

　　从台湾主要政党需要辩论的政策议题看，有百年执政经验的国民党，历史上有许多惨痛的教训，这些年通过不断检视过去，深刻反省，其政党理念更加务实，政治诉求趋于中道，政策主张具有延续性，引起社会争议的问题较少，因此需要辩论的重大议题并不多。比如，在两岸关系上，国民党的政策主张是维持现状，这符合大多数台湾民众的诉求，也符合两岸实际，无需多辩。

　　相对而言，民进党缺乏执政经验和战略眼光，当初靠操弄民粹上台，现在以意识形态挂帅，其政策极不稳定，有许多问题值得进行充分的辩论，以此认真检讨现在的错误和失误。然而，民进党创党21年来，对两岸关系一直缺少充分的自由辩论。讫今为止，民进党只在1998年举行过一次公开的大陆政策辩论会，最后达成“强本西进取代戒急用忍”等三大共识，当时引起岛内外的瞩目。2005年前连宋访问大陆前后，民进党内对当局相关部门的处置方式意见不一，也有过举办公开辩论之意，但未能讨诸实施。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3月1日，民进党政策会向中常会提出“大陆政策辩论会”“规划报告”，辩论会设定“战略发展”、“经贸交流”两大主题，初步敲定在当年3月底、4月初分别举行两场电视辩论会，紧接着召开共识会议，盼藉此厘清争议，确立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路线。时任民进党主席的游锡堃信誓旦旦地宣称，辩论不是辩输赢，是为凝聚共识。政策会执行长赵永清更是进一步指出，未来讨论的共识，将成为执政党两岸政策的指导原则。

　　然而，陈水扁当局随后公布“积极管理、有效开放”的两岸经贸政策配套措施，对两岸经贸进行钳制和紧缩，引发党内部分人士的不满，民进党籍“立委”郭正亮等人宣布退出辩论会，第二次两岸政策辩论会旋即泡汤。

　　民进党第二次两岸政策辩论会的流产，表明民进党缺乏自由辩论的民主氛围，表明民进党至今仍然执迷不悟，缺乏反省的勇气，表明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依然停留在十年前的认识水平，这无异于刻舟求剑，缘木求鱼。民进党连目前的两岸政策路线都没弄明白，还能执什么政？我们看到，民进党最擅长的是不断炮制不断重复政治谎言，持续上演的是流氓泼妇式的谩骂和斗殴，它已经成为制造台湾社会混乱的杂碎，已经蜕变成顽固保守的“民主退步党”。

　　台湾社会确实需要高水准的辩论，需要专业人士的理性表达，而不是政治人物的感性诉求；需要不同思想火花的激烈碰撞，而不是鱼目混珠的强词夺理；需要有道德良心的理性思辨，而不是胡说八道的激情雄辯。在涉及两岸关系的重大问题上，为了能够听到更多“旁观者”的声音，台湾媒体和团体也可以邀请大陆学者参与辩论。但是，辩论时正反双方的言行最好文明一点，要有风度，千万不要有泼妇骂街式的人身攻击，更不要拳打脚踢的武功表演，对那种场面，大陆地区除了几十年前的红卫兵外，现在的大陆民众确实不太习惯。

　　（二）要坚决抵制各种政治谎言

　　纳粹德国臭名昭著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深谙“谎言变真理”的道理，他的经验是“谎言重复三遍就会变成真理”，这句“名言”似乎更切合今日台湾——纯朴善良的台湾民众一再被政客轻易成功地欺骗、蒙蔽、愚弄。台湾民众避免自己的民主权利不再受侵害，就必须自觉抵制政治谎言，不仅要能识破“大陆不敢打台湾”、“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一国两制”是“大陆要吞并台湾的财产”、“省籍族群”、“守护台湾”、“主体意识”等政治谎言，而且要能看破政治迷局，正确判断主要政党的政治性质，要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