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如何在幅员辽阔的民族国家里同时实现两项基本民主价值——包容性和深思熟虑性——是一个难题。根据实现这两项价值所达到的程度。可以有各种公共磋商形式。当前在互联网上发生的公共磋商形式，既缺乏政治平等，又缺乏协商。而“协商民意测验”可以说是实现这两种基本价值的最佳方式。其中的政治平等通过随机抽样(给每人以成为起决定作用投票人的平等机会)和讨论平等来实现。协商通过适中而均衡的小组讨论、回答参与者提出的问题以及保持中立的专家小组三者来实现。政治平等和协商在实际应用中有着多种维度的标准。实施协商民意测验的办法包括面对面交流和网络交流两种，它们都有助于实现这两种基本价值。[关键词】协商民主；包容性；深思熟虑性；协商民意测验 民主改革持续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建立一种机制以实现民主的两个基本理想——包容性和深思熟虑性。一方面，我们需要能够代表或者涵盖某个组织内部所有成员的机制；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在组织的成员被有效地调动起来考量其被赋予的权力的情况下，咨询他们的意见。从全世界的范围看，民主改革通过不断强调包容性的机制而把权力交给人民；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允许更多的包容性似乎削弱了集体的深思熟虑性。然而，这样一种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上述两难的困境之所以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大多数现代民主改革缺乏制度想像力。本文的目的在于拓展公共协商机制中的民主工具箱。而且要证明我们确实有可能同时兼有包容性和深思熟虑性，而不一定只能是被迫地二选其一。 一、显而易见的冲突 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在制度包容性和民主过程中公民输入某些信息时具备的深思熟虑性与包容性之间存在着冲突呢?现将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些主要论据简要总结如下：(1)选民们的情绪化因素或利益因素可能激发危险的派系争斗。(2)选民们的信息不完备以致无法应对复杂的政策或政治事件。(3)选民们的能力有限以致无法应对复杂的政策或政治事件。(4)选民们与复杂的政策或政治事件的分离使得他们更希望由精英们为他们决策；他们并无兴趣卷入包容性的公共讨论。(5)选民们受到的诸如“两极化”之类集体心理机制的困扰而无法做出理性选择。这些机制随着集体讨论的进行愈发明显，民主输入过程中的深思熟虑性因素亦随之上升。(6)选民之间存在各种完全异质的偏好，因此他们的选择将导致“不稳定”(循环传递性)，从而使所产生的民主决策被随意处置和操纵。由于这些争辩都是众所周知的，因此，笔者现在将其简要地列出，以便于构建我们的考察战略，从而克服它们。我们的基本问题是：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既能避免这些明显的缺陷，同时又能将包容性和深思熟虑性这两个基本民主理念成功地结合起来? 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第一个缺陷。美国民主是在建国的大辩论中诞生的，在这场辩论中，麦迪逊和汉密尔顿支持“连续筛选”的过程，他们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公众意见“通过某个选定的公民团体”而得到“筛选和扩大”(引用《联邦党人文集》第l0篇名言)。这个理念的目的在于防止公众的情绪与利益因素激化为派系争斗，而派系斗争将会侵害他者的权利或社区恒久的集体利益。一般认为．咨询公众可能是危险的，毕竟是大众杀害了苏格拉底。美国人经历了“谢斯起义” 。建国者们宁愿面对协商代议制下政治冷漠的大众，也不愿面对被激情和利益所激发的大众。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必须建立一个防止普通公民直接参与的精英“共和政体”。参议院由州立法机关选举产生；总统由建立在各州基础之上的、最初被认为是协商性团体的选举团来选举产生。宪法同样是经由一个有代表性的、协商性的团体所组成的“大会”所通过的。政府的决策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偏重于公众舆论的深思熟虑性或质量(筛选制或协商制将为公共利益服务并且防止多数人暴政)，但较少强调诸如政治平等和参与等包容性因素。美国开国元勋们的辩论向现代民主改革提出了如下问题，即是否有可能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体系，同时避免开国元勋们所预料的大众政治参与可能产生的问题?对协商的冷淡反应只是精英代表制的产物，抑或可能是人民自身的表现呢? 迄今为止，所有认同美国建国者方案的民主改革都提出了同一个观点，即认为大众协商的包容性与深思熟虑性不可兼得，这个观点为反联邦党人所首创，并经过人民党运动和进步运动不断深化，一直流传到现代。今天的美国通过直选产生议员；许多州都实行了公投及其他公民投票；民意测验的发展也推动了持续的非正式公共协商。然而，上述过程也表明公众几乎很少了解关于被协商问题的信息——这些问题可能是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可能是冷战高峰时期苏联是否属于北约成员。令人吃惊的是，即便是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受到良好教育的一代也几乎无法获得正确信息。对于大众这种信息量低水平的一个普遍解释是“理性的无知”。假如我仅仅是数百万选票中的一票，我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搜集信息，以便做出一个合理的选择呢?因为我个人的选票或意见似乎根本就无足轻重。然而，我们有关公众输入的理念似乎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掌握信息的程度。一个明显的矛盾是，如果我们要力求更多的包容性，并同数百万的公众进行直接协商，我们就会发现屈服于理性无知、缺乏深思熟虑性等特点正是参与协商的大众的特性。 认为大众协商的包容性和深思熟虑性不可兼得的第三个观点是，公众可能并不具备处理复杂政策或者政务的能力。如果说这种情况属实的话，一旦进入更大范围的大众参与领域，民众将无法承担所赋予他们的民主角色。最近波斯纳在对协商民主的批评中陈述了这一观点⋯ 。他认为没有必要就实际政策去征求公众意见。正如熊彼特先前所指出的，所有人都应当把民主看成一种为赢取人民的选票而展开的竞争。处于相同选区的精英为了获胜往往会采取大致相同的立场，我们将对这些精英的去留做出和平的取舍。但是，因为我们认为公众无法就任何实际问题进行审慎思考或达成明智意见，因此人民的意志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我们在实践包容性并把大众引入政治进程方面做得越多，离合格的精英决策就会越远。 第四个观点是第三个观点的一个变体。正如“隐形民主”倡导者所认为的，公众并不愿意纠缠于公共政策的细节。兼顾包容性和深思熟虑性的一个缺陷是，即便给了公众这样的机会，他们也没有多少兴致去实践它，而宁愿让有能力的精英为他们做主。 第五个论点是，即便我们把公众带人民主过程，我们仍然无法引导这个过程的集体深思熟虑性，因为存在着集体心理的衰弱模式——两极化——它使公众无法享有处理政治和政策问题的实质好处。Cass Sunstein曾经说过，可能为政治进程带来深思熟虑性因素的“团体讨论”事实上带来的只是病症。他把各个团体走向极端的过程称为“两极化”。假如把一个事件分成两个部分，如果这个团体在讨论开始前站在其中一端，那么，在讨论之后它将在那一端走得更远。如果它站在另一端，则会在另一端越走越远。总之，由于“争论观点的不平衡性”(一端比另一端发出更多的声音)和“社会对比效应”(人们希望被公众看成是获胜一方)，人们将在争论过程中不断重复这个两极化过程，而不管实质内容如何。Sunstein已经用模拟陪审团的大量实验证实了其假设。 第六个反对观点是在大众层面的民主尝试(包容性的产物)看上去阻碍了民主结果中的集体深思熟虑性，因为公众容易具备各种不良偏好，从而形成一种循环传递性。这个尴尬的现实只能通过能够规避这种循环传递性的“结构带来的平衡”所遮蔽(或者只允许两个选项存在，亦或对可选选项进行操纵)。但是真正的结论无法被掩饰。民众的呼声在直接协商中将表现得十分随意和不谨慎，因为在众多选项中进行理智的两两对比容易陷入这样的循环，即偏好B胜于偏好A，偏好C胜于偏好B，但是偏好A又胜于偏好C。这样看来，我们最好不要主张公共意志，也不要认为民主的好处仅仅在于精英的和平交替。 表1 公共协商的八种模式A．未经加工 1A自我选择民意测验 2A一些民意测验 3A大多数民意测验4A公投民主B．经过提炼 1B协商小组 2B公民陪审团等 3B协商民意测验4B协商日 这个简单的分类聚焦了两个问题：什么和谁。来分析一下两个基本的区别：第一个，评估的是什么模式的大众观点；第二个，评估的是谁的观点。当我们问及民意的模式时，其实我们问的是公共输入的深思熟虑性；当我们问及谁被包含在内时，其实我们问的是包容性理念被执行得怎样。当考虑到民意的模式时，如果协商的结果是建立在大范围的可供选择的观点、认真的磋商、理性准确的信息之上的，那么这个观点是“经过提炼”的。经过提炼的观点是明智的—— 因为它掌握了不同立场支持者所认为真正相关的各种互相竞争的观点与事实。民众意识到了各种论点，并对此进行反思和考虑。相反，如果观点不是通过以上这种协商而产生，我们就说它是“未经加工”的。另一个区别是协商的是谁的观点。虽然笔者的分类无法囊括所有的可能性，但至少它们也覆盖了基本的现实选择项。参加协商的民众能够被自我选择；他们可以通过一些采样手段，比如在剔除概率抽样基础上尝试成为代表；他们可以被随机抽样所抽到；或者他们真的组成了所有投票者(或协商集体的成员)。当(包容性和深思熟虑性)两个维度结合起来时，上图中八个可能性就成为现实。 下面，笔者将对这些种类分别予以描述，然后讨论哪些可能性可以解答或避免这六种反对意见。 第一个模式(1A)已经运用于实践中，特别是在网络上。芝加哥大学的Norman Bradbum 已经创造出一套“自我选择听众民意测验”(缩写为SLOP)。在网络调查出现之前，广播电视交谈节目是对一些问题进行访谈的主要方式。SLOP的参与者并不通过如民意测验这样科学随机抽样的方式选择出来，相反，是通过毛遂自荐的方式产生。参与者主要是那些热情高涨或怀有特殊动机的人。他们有时也是有组织的。通常人们认为SLOP获得的是“草根”民意。然而美国院外活动者认为，有时这些反馈更多的是被组织起来的和人工合成的—— “草根”的意象其实只是“人造草皮”。媒体组织通常在网上进行针对广泛领域内的政治或社会事件的SLOP。SLOP设计让访问者进入网页，让人们觉得有权有势(表达他们的观点)，但这容易引起数据误导，因为网络只提供了一个民意的扭曲的画面。举一个SLOP的简单的例子，美国弹劾案的时候网络显示大多数人是赞同的，但科学民意调查显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结果。那些反应最强烈的才不辞“劳苦”去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时候还不止一次。1A模式的难处在于它提供的是一个既非代表制、亦非协商制的民意画面。它提供的是一个信息不完备观点，对于包含了哪些人在内而言是扭曲而片面的。如果说有一面能够反映民意的镜子，那么它更像一面哈哈镜，并不是事实的再现。 SLOP(1A)模式的另一个替代性选择项是自我选择小组，其中可能产生认真的协商、精确的民意。1B中存在的是协商小组：如果协商小组提供机会就公民对一个事件的主要观点进行评价，那么，即便参与者无法反映所有人的观点，它们也可以成为协商某个问题的尺度。凯特林基金支持了一项在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进行的大型网络调查“国家事务论坛”(NIF)，数以千计的自我选择参与者拥有背景材料介绍，因而他们的争论能建立在平衡和准确的基础之上进行真诚地协商。这些参与者在教堂、学校、社区等地聚会，花大量时间来讨论这些选项。然而他们的结论是经过过滤和协商的，并不能代表整个民意。 当网络协商论坛盛行之时，有必要暂时冷静下来对网络协商实践和面对面讨论进行区别。当NIF的参与者为了协商论坛聚到一起时，他们可以面对面评估各自的言辞争论；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关注来自反对方的答复，也有一系列的会议安排来保证人们把主要的备选方案表达出来。他们有一个主持人确保每个人都能在论坛发言，没有人控制讨论过程；人们互相尊重，允许参与者聆听各自观点。这样一种论坛能否被复制到网络上?网络的表现形式是建立在文本基础上的，这是一个困难。面对面讨论中视觉的和口头的表达对参与者来说是开放式的，即便他们所受教育相对较少或者写作水平相对较差。一个NIF论坛持续几个小时以保证集中注意力和参与力。网络民主又似乎只适合那些注意力有缺陷的公民。他们无意进行长久的对话，而是从一个网站跳到另一个网站。 在另一方面，网络特别是在非同步交流方面极具适应性。并非所有人都必须在同一个时间活跃在网上。事件发生在一个时刻，可以在另一时刻进行回应。作为对非同步交流的一个补充，网络同样有利于推进思考和放宽做出回应的时间。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想像一个没有文本基础的、面对面的讨论变得更为容易。随着视频的普及，这种互动更接近于两个电视线路的连接而不仅仅是电子邮件的来往。教育机构正在尝试把教室搬到网络上来，对教育有利的协商装备同样可以用到民主发展上来。随着进入网络的可能性不断扩大，对于穷人和文盲阶层而言，自我选择论坛或者说小组讨论将不再是数字沟壑带来的分立。 因为协商手段更适应于网络，即便对于文盲基层而言，网络在线小组讨论的开展也具备了民主协商价值。它构建了更为信息化的公民群体。然而他们并不能在同步讨论前提下达到包容性和深思熟虑性两种价值目标。如果民众的声音既是代表性的，又是协商性的，那就是同时囊括了包容性和协商性这两种主要因素。SLOP则无法做到任何一点。小组讨论能在不具代表性的小组中达成协商，因此，他们只启迪这些参与其中的人，而不提供“我们人民”(注：句)这样一种声音。 在2A的模式中，我们通过选择有一定代表性的参与者获取未经加工的民意——但这并不采用概率抽样的方式。一些民意测验也采用这样的模式。配额抽样的方法在美国以外的许多民主国家依然司空见惯，但它试图修正其自身以接近概率抽样的模式。非概率抽样的一个更基本模式被运用到网络上来。 2B模式采用了一种非随机选择的方法，以期达成更具协商性的民意。有很多公共协商方法符合这一模式。比如“公民陪审团”使用配额抽样去选择少数参与者(一般为12—18人)隔几天或每周就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共识会议从自我选择(通过报纸广告召集参与者)开始，逐渐通过配额手段使其更具代表性。这些手段通常遭遇上述的同样问题。自我选择模式使用的样本数量过少，因此这毫无代表性可言。 在3A模式中，通过最先进的民意测验方法把选用样本与原初民意结合了起来。它既避免了SLOP对代表性的扭曲，也避免了对非随机抽样的扭曲。正如盖洛普通过配额抽样方式对1936年美国总统选举进行有效民意测验，击败了《文学文摘》的预测，3A模式胜过了1A中的SLOP模式和2A中的配额抽样模式。 民意测验反映了未经加工的民意，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意气用事”的公众声音。在碰到复杂的政策和政治问题时，民意测验所代表的观点就被Anthony Downs所说的“公共理性”所消解。如果我只拥有数百万票中的一票，当我的个人选票或观点无法左右选举结果时，为什么我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个意见明智(正如我们期望公民所成为的那样)的人呢?再说，通过民意测验所表现出来的关于复杂政策或政治事件的观点经常为第二个因素所影响—— 不但会获得未经深思熟虑的观点，甚至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意见。参与者之所以会反映假观点或“伪态度”，是因为他们不懂装懂，即便允许其不表态时也依然不懂装懂。 栏目3B中的那项协商民意测验，在结合随机抽样和协商方面有了明显的发展。这样的安排是为了在公众可以思考的条件下将每个人包容在内。协商民意测验试图采用社会科学去在类似的实验中究竟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协商民意，并把这个协商结论放进现实公共对话或现实政策进程之中进行验证。协商民意测验始于对普通民意之缺点的关注— — 应对公众理性缺失的动机和在很多公共问题的个案调查上建立伪态度或假观念(与伪态度相似的“意气用事”观点也是一样)的倾向。最佳状况是，即便公众对于这个事件只获取了很少信息、关注和兴趣，普通民意调查也能提供一个民意的快照。相反，协商民意测验则提供公众在多种情况下可能考虑到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过程的每个方面都被设计为信息促进和协商平衡。在做这样一个最初的调查后，参与者将会被邀请参加周末的面对面协商；他们将获得仔细的平衡和诊断工具，用来给出一个建立在原始观点基础上的再对话。人们将被随机分配进有主持人的小组讨论，然后鼓励其从小组讨论转向更大会议上向专家和政客发问。主持人努力营造一个让参与者互相倾听、无人掌控讨论的氛围。在周末，参与者做一份与最初同样的机密调查问卷，在最后问卷中的判断经常与周末协商所反映的一致。这种周末抽样调查与整个基线调查和人口数据审查相比，同样具备态度上和统计学上的高代表性。在每个个案里，周末协商也引起了大量的、统计起来非常明显的观点转变。经过思考的判断经常与传统民意测验中的“意气用事”态度相左。看到协商民意测试的完美性，我们相信在协商之后三分之二的观点有了明显改变。但是结果说明了什么?我们的回答将会克服常规条件下大众理性缺失的动机。 如果他们是周末的抽样调查数据中数百个选票样本中的一票；或者是一个十五人左右的小组讨论中的一人，那么他们的票就会变得有效。组织周末抽样调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样一个呼声变得可信。这能够克服冷漠、隔离、疏忽以及最初的信息缺乏等障碍。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参与者在协商中做出改变。我们可以知道某人是否受过教育，是否存在经济上的优势，但却无法预测协商后的变化。然而，我们确实知道，从知识角度上看，信息的增加会带来政策态度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协商的民意既是信息充分的，又是具有代表性的。当然，其结果也必然将与真实情况有出入。作为周末抽样调查样本的公众很少被激励去变得掌握完全的信息和积极参与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