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经典的说法在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红色经典丛书 ”，重印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包括《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20 01年夏，中宣部、文化部等推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重点献礼文艺作品，在中 国各地电视台和电影院热播一大批反映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和电视连续剧，如《长 征》、《红岩》、《忠诚》、《日出东方》等，收视率可观。出版部门同时大量重印、 再版各种革命题材的文学、文艺作品。中国舞台上重新上演革命题材的剧目和音乐舞蹈 。当年的“样板戏”再受观众青睐。MTV、卡拉OK等新的大众电子娱乐形式也热衷“红 色”题材。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大量报道和评论红色经典的流行。总之“再造红色经典 ”的话题，已成为中国在世纪转换时刻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一时刻又与全球化时代接轨 ，凸现了文化“再造”的当代意义。 红色经典是指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生产，是革命文化领 导权(或文化霸权)建构的核心部分。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建立 之初即已开始，1949年建国后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达 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取代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任务。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 于对文革的否定，也使得红色经典销声匿迹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 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化舞台。从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化史的 角度来看，红色经典的沉浮无疑是一重要的风向标。就当代文化研究而言，在全球化语 境下的红色经典再造又展现了何种文化动向?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方面来看，是否意欲 把红色经典纳入中国文化新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而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大众文 化，是否在利用和打造某种文化怀旧情怀，来使之商品化?这些趋向与红色经典文本所 包含的意义，有着尖锐的对立。红色经典文本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部分，确立了一整套 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以至生活方式、表达方式。 虽在80年代以否定文革为主旨的文化热中，革命文化受到全面攻击和否定，但未能彻底 清除和抹煞这种深层的“政治无意识”。惟有经过90年代中国文化全面商品化、“与国 际接轨”后的今天，方以新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和面貌重新出现。其中所显现的当代中国 文化政治的动态，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红色经典的产生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 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 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告 知的经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是自然选择、文明进化的过程。同时我们知道，任何主流 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 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经典的确立、维护 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 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基督教神学经典进行理性 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 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 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 、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 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 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 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 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 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 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注：关于美 国保守派于80年代鼓吹再造白人文化经典，可参见E.D.Hirsch,Jr.,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7;and Allan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7。)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 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 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去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 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赤裸裸。 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天经地义。 以创立不同选择的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要建立自己的经典。经典的建 立成为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起，一开始就是一 个寻求现代的不同选择的过程，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成为领 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以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为主旨。 其中文化与意识形态革命在很长时期都是核心。瞿秋白、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一贯强调要 建立一个革命的文化，因为中国是个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必须 创造一个革命主体。如何创造?靠暴力、强制和说服、赢得民心的双重手段，来确立起 革命的文化霸权或领导权，在农民中建立一个革命的主体意识。总之，文化革命是事关 革命成败的关键，即革命的主体建构问题。毛泽东的表述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 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何确定敌与友的身份认同?如何确定我们 自己的革命主体性?要靠革命理论和革命话语来动员大众，要靠文化革命。瞿秋白、毛 泽东的思路跟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非常相似，力图在民族和大众文化的传统中，发 掘革命经典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创立起一个革命的文化和革命的新经典。(注：LiuKang,“Hegemony and Cultural Revolution.”New Literary History,Vol.27,No.4(1 996),pp.34—51.)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关于采纳民间的新 鲜而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论述，关于“推陈出新”、“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的论述，以及从40年代延安整风到60年代的样板戏和文革中的实践，其 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新经典。 1949年建国以后，红色文化经典的建立与生产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延安时期的 秧歌运动、王贵与李香香风格、白毛女和新戏剧运动等等，迅速推广到全国，动用了现 代化的媒体和国家机器，以电影、报刊、出版、教育的各种形式，把红色经典的建立变 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化生产建设。这一文化生产在当时环境下已经充分与国际接轨。周 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先后获苏联的斯大林文艺奖金，其 意义和轰动在当时远远超过了9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连连在国际影展获奖。除 了戏剧如《白毛女》、《红灯记》、《芦荡火种》等后被改编为样板戏之外，红色经典 开始主要以长篇小说形式出现，随后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等视觉艺术，并以广播书场 方式在电台长期连续播出，成为群众文艺的主要内容。红色经典作品的产生主要是有计 划的集体创作，作家本人或是正式生产部门的工作人员(作协会员，或称“专业作家”) ，如《暴风骤雨》的作者，或在创作过程中成为脱产专职生产人员，如《铁道游击队》 和《红岩》的作者等等。除去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与管理机构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红色 经典的生产与90年代以后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的商业性大众文化生产在形式和结构上有 惊人的相似。如90年代电视剧的生产，常常是一个涉及多部门、有计划的从策划、编辑 到拍摄和后期剪辑、媒体公关等复杂的过程。 红色经典作为革命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主要产品，其大规模的生产是为国家利益服务 ，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服务。其对象是中国全部人口，目的是在全民形成新的 价值体系和社会凝聚力。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威权传统中， 寻找和建立社会与国家的新型关系。这点跟葛兰西的构想也很接近。意大利受天主教神 权控制的落后南部和工业化发达的北部一直充满矛盾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墨索 里尼法西斯主义怪胎。当时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导致意共都市暴动失败，葛氏亦身陷 囹圄。葛氏基于意大利的历史和现实，构想社会主义革命须首先建立文化霸权，以形成 新型的“市民社会”。毛泽东并未使用市民社会和文化霸权等话题，但他始终在摸索社 会主义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建立革命的文化经典，就是毛泽东构想和实 施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具体步骤。他遇到了许多矛盾和反抗，但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 先后发动的多次针对城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右，以至文革等运动，通 过强制手段来压服那些抗拒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通过说服教育手段让多数知识分子 接受了他的构想和理念，自觉地成为革命文化生产中的主力。 红色经典的生产因此可以视为一个复杂、多重、多维度的建设平台。首先，红色经典 是对传统经典的批判和否定，但这种否定只是局部的，因为它必须在传统经典中寻找资 源。红色经典的主要文化资源来自民间民俗文化，但旧的正统的经典源头也是民间的， 只是被权力精英所利用而奉为正宗。第二，红色经典的建构是自觉和有计划的，把文化 生产和经典建构两个过程融为一体。作品一生产出来就被奉为经典，或一开始就是当成 经典来创作的，如样板戏。这似乎有悖于经典的自然形成过程，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大跃 进行为，不过倒是很符合革命的要求，符合现代化的逻辑。两个过程变成一个过程，也 就建立了一套新的“经典典范”，即如何建构经典的一套运作规范。其特点是国家行为 和社会民众行为融为一体，形成全民学经典、全民唱样板戏的群众运动。第三，红色经 典的生产与建构是意识形态生产，对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社会结构都产生了直接的影 响。简言之，红色经典产生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六亿中国人在几十年时间 内生活在这套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之中，不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最后一点，就是红色 经典的大众性和国家生产性。红色经典来自大众，服务大众，是群众文艺的经典。但它 一开始却不是大众的创造，而是国家指令由文艺工作者(用今天的话是专业人士)在民间 民俗文化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工而成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 就是这种民间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他在《讲话》原稿中一直说文学艺术的源泉是来自民 间的文艺作品，而不是现实生活。此时毛泽东的文艺论完全不是反映论。到了60年代出 版毛选时，才把文艺源泉改为“生活现实”，以求与反映论合拍。(注：对毛泽东《讲 话》的版本修改及其理论内涵的分析，可见Liu Kang,Aesthetics and Marxism.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Chapter 3,“Hegemony and Counterhegemony:National Form and Subjective Fighting Spirit”。)而这时的文艺创作已经完成了 由个人行为变成国家生产的体系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