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我国1979—2004年数据为基础, 运用协整分析、向量自回归、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理论的分析框架, 研究了我国税收和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与长期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税收、政府支出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长期,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而税收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在短期,滞后两期的政府支出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关键词:税收;政府支出; GDP; 协整

一、引言

经济增长理论表明,税收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尽管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只受财政政策暂时性的影响,税收的惟一永久性效应是降低稳态的人均产出水平,但它们对稳态经济增长率没有作用,只能在经济趋于稳态的转型路径上影响经济增长率。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永久提高税率会永久降低经济的稳态增长率。就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国内已有诸多学者进行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刘溶沧、马拴友通过对中国数据的计量分析[1]得出,增加对劳动课税的总效应是降低经济增长;增加对消费支出的课征,提高了投资率水平,不影响劳动供给,同时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最终效应是不阻碍经济增长,甚至有弱的证据表明它可促进经济增长。郭庆旺则通过对1994年税改以来税收收入变化的分析,研究了1994年税改以来我国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得出在不考虑政府支出增长效应的情况下,税收收入的连年超常增长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他认为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企业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企业盈利水平、抑制民间投资;个人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会抑制民间消费。这在我国长期处于消费不旺、储蓄过剩的情况下不利于解决供给大于需求问题。安体富、岳树民和袁有杰则从宏观税负的定义入手,通过对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相关系数的分析得出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也呈负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达-0.8194。笔者同时还利用我国1979—1999年20年的统计数据对影响程度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税收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影响,从数量上看,税收每增加1 000元,GDP大约减少2 300元。
由上文献分析可见,我国的经验数据所得出的结论总体上进一步支持了马其顿当年的研究结论,即税收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是,他们的研究还存在一个问题,即研究税收问题时未考虑政府支出的影响。众所周知,税收是政府支出的补偿成本,而政府支出又是提高私人部门效率的重要手段。一般来说,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如果仅考虑税收对经济的抑制作用,而不考虑政府支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这样分析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
关于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开始,基于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将政府支出纳入生产函数,分析各种投入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边际贡献。Barro[2]通过将政府支出引入简单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推导出在Cobb-Douglas技术条件下,最大化增长率的政府支出(最优税率)条件为,公共服务的边际产品为1。Devarajan等[3]通过区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政府支出,推导出政府支出导致更高经济稳态增长率的条件,这些条件不仅依赖于不同政府支出的物质生产力,还依赖于它们的初始条件。Blankenau和Simpson[4]通过将私人和公共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投入建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得出结论,当其他决定增长的因素在一般均衡分析中受到反向影响时,公共教育支出对增长的正的、直接的作用会被减少,甚至为负,经济增长对公共教育支出的反应为非单调的,这种关系还依赖于政府支出的水平、税收结构以及生产的技术参数等。
二是从经验上进行验证,这些文献以时间序列数据、横截面数据或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计量方法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研究,由于所采用研究方法的差异、数据和样本空间的选取及政府支出的界定等原因,结论也各不相同。表1为国外经验研究的结果,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各不相同。
表1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

我国一些学者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讨,娄洪[5]认为,当公共投资只能提供拥挤性的基础设施时,不产生内生增长,但能够减缓增长率随资本积累而递减的趋势,减缓作用随拥挤程度的降低而提高,这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长期经济增长率。肖芸、龚六堂[6]将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扩展到多级政府——在分权情况下研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各种税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计算出最优税收和政府间的转移支付。龚六堂、邹恒甫、郭杰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政府支出与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
以上有关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研究,其所采用的方法大多以新古典增长模型或内生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引入政府支出变量,并假定各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平稳的,利用OLS方法进行回归分析,从而得出政府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但这种方法很可能导致“伪回归”。本文将以1978—2004年税收收入、政府支出和GDP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将它们纳入一个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中,采用Johansen和Johansen&Jusrlius提出的极大似然估计法,检验三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若存在,则在此基础上建立它们之间的短期动态误差修正模型,以此来估计从偏离长期均衡状态调整到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最后根据Granger所提出的因果检验方法,检验三者的因果关系。

二、我国税收、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变量的协整分析
协整分析理论是近年来处理非平稳经济时间序列之间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的有力工具,它避免了传统的OLS估计所可能导致的“伪回归”问题。协整分析的经济意义在于,对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各自长期波动规律的变量,如果它们之间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关系。而基于协整理论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则可以反映短期内系统对于均衡状态的偏离程度,即采用长期均衡误差作为短期波动的修正项,从而得到有关偏离程度的调整信息。
(一)数据和变量的选取
本文使用的数据包括,1979—2004年以当期价格核算的GDP,税收收入(TAX)及政府支出(GOV),其中,税收收入采用中口径的税收,包括预算内和预算外财政收入,在我国由于小口径税收收入并不能真正反映其对资本、劳动和技术的影响,真正体现这种影响的是大口径的税收水平,因此仅仅研究小口径的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准确的,必须把整个政府收入水平作为研究对象。为保持收支的对称性,政府支出包括预算内和预算外政府支出。为消除物价上涨带来的影响,我们以1978年为基期,利用GDP平减指数对其余各年的GDP、TAX、GOV进行价格调整,并将序列GDP、TAX、GOV进行对数化处理,以消除异方差和数据的剧烈波动。其中,LGDP表示GDP的对数,⊿LGDP表示其一阶差分;LTAX表示税收收入TAX的对数,⊿TAX表示其一阶差分;LGOV表示政府支出GOV的对数,⊿LGOV表示其一阶差分,⊿为差分算子。图1为变量LGDP、LTAX、LGOV的水平序列图,图中显示出三者均不断增长,且变化方向一致,但显示出不平稳性。图2为三者的一阶差分序列图,三个变量的变化趋势较为平稳,以下的单位根检验将对其加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