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英汉翻译　词义引申　翻译技巧
　　
　　正如译学泰斗尤金·奈达等宣称的那样，翻译即译意(Translation is translating meaning)。翻译表达过程中如未能首先完成词义处理的任务，尤其是词义的判断和选择、引申和变通，翻译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即使形式转换得再巧妙也无济于事。笔者认为这正是翻译过程中的“瓶颈”所在，只有在依据语境正确判断和选择词义的基础上，再对词义进行适度引申和变通，才有可能获得像样的译文。本文拟就词义引申和变通的理据、依据与“合度”等问题进行一番探讨，并通过例句说明词义引申的具体操作方法，结论中则初步预测这些技巧的实际指导意义。
　　
　　一、词义引申的理据
　　
　　我们所从事的翻译活动经常是这样进行的：拿到一篇文稿，如果没有生词、难词，我们往往会从大脑现存的词汇库里面搜寻各个词项的意义，然后依据语境，选择其中最适合的那一个对译原文相应的词项，如果遇到了生词、难词，我们大多要查词典，从诸义项中进行巡查摸排。这一过程有时是艰难的，严复先生曾用“一名之立，句月踌躇”来描述这一绞尽脑汁，呕心沥血的过程。问题是，尽管如此，效果却不一定理想：我们自以为已经尽了最大努力选择的忠于原文的词义，放在译文中读起来却怪腔怪调，拗口可笑，甚至文理不通，语焉不详。这种译文“常常存在着许多洋化和不合乎语言表达习惯的表达方式。”这是翻译独有的一种通病，不妨称之为“翻译症”(translation syndrome)。这种病症的症结在于译者抱着先入之见，意欲以不变应万变。翻译过程中遇到“旧词”，往往选择大脑词汇库里的已有义项，这些义项是学习外语过程中积淀在记忆中的，与学习的材料和体验息息相关，而这材料和体验就构成了具体的语境，是按图索骥，依样画瓢，在翻译中直接选用这些已有义项，还是适度调整、变通已有义项，往往可以决定译文的优劣。遇到新词，往往要查词典，选用其中所列意义，而词典所列的则是相对固定的主要意义(primary meaning)或称根义(root meaning)，规模大些的词典可能加列一些引申意义和例句。如果原文语境与词典用例一致，词义理解就容易了，有时译文也可像词典用例的译文那样如法炮制。然而，实际上文本中的语境是千变万化、灵活多样的，往往需要译者从根意出发，依据源语语境和译语表达习惯，变通引申出最佳词义，亦即“贴切具体上下文的词义”。
　　有人认为词义引申只发生在原文中，即原文作者在使用这些词汇时已经完成了赋值编码(encoding)的过程，如果说某些词汇具有引申意义，那么它们的引申意义首先是被原作者使用的，译者的任务不过是传达出这种引申意义，因此他们断言词义引申甚至不能视为一种翻译技巧，所谓词义引申的理据也不存在。我们承认在翻译开始之前，原文作者已经完成了赋值编码的过程，也至少确立了文本语境，为译者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词义判断、选择的依据。然而翻译作为一个解码(deeoding)和(用译文语言)重新编码的过程，往往不会仅停留在词义的判断、选择上，而是要进入一个更加能动、更能体现源语信息的阶段，那就是在判断、选择的基础上对词义做适度引申和变通，这是将源语信息赋值于译语词汇，进而实现译文顺畅自然的重要途径。我国译论家对词义引申的理据论述丰富，但汉源在他编著的《翻译基础：理论与方法》中写道，“词语的意义要受具体语境的影响和制约，也就是说，只有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才有可能确定其真正的细致的含义。词典里提供的种种解释往往缺乏应有的细节，那是一种概括的孤立的说明。”因此他断言，“翻译时为了符合实际的人物和情节，必须对词典里的措辞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动或引申，即依顺该词的基本意义，紧扣具体语篇的实在情况，选择较为合适的汉语词语予以表达。”丁树德也分析了引申的理据，他指出：“由于词汇中包含着英汉两个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仅仅依靠词典上的释义来选择词义是不够的，必须采取灵活的手法，从某一词的基本词义出发，根据上下文，引申词义，把该词所关联的深层意义表述出来。”范仲英从诊断“翻译症”病因人手，认为出现这种现象并非由于译者文化水平低，写作能力差，而是由于翻译时受原语表达方式的影响和束缚，字斟句酌，或者对原文扣得太死，译文的用词、结构、比喻等采取字句对照，以此就彼的做法，力求与原文(形式)一致。这样的译文(往往)不符合译语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也就势必出现翻译症。翻译症的广泛存在也为词义变通和引申提供了充足的理据。运用这类技巧就是要尽量杜绝翻译腔；那么引申的依据又有哪些，合度引申的“度”应该在哪里呢?
　　
　　二、词义引申的的依据和程度
　　
　　许多译论家都提到了语境对词义的影响和制约，而且译界的一句至理名言即“没有语境，就没有意义”(No context，no meaning)也表达了这个理念。词义引申的依据就在其所处的语境之中，这是事实。但除语境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依据呢?根据上文引言，我们还可发现另一个依据，那就是译文语言表达习惯。这一点在《商务英语翻译》对引申的界定中得到了认同，定义如下：“根据上下文的内在联系，通过句中词或词组乃至整句的字面意义由表及里，运用一些符合汉语习惯的表现法，将原文的实质准确地表达出来。”"’这里提及了上下文的内在联系，就是原文的语义逻辑，这是词义判断、选择和引申的出发点。“由表及里”则是由字面意义向深层隐含之义发掘的过程，然后便是采用“符合汉语习惯的表现法”引申出隐含之义。
　　尽管我们说译者可与原文保持互动关系，但事实上我们是根本无法对原文施加任何影响的。原文语境的确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词义判断、选择和引申的依据，为译者准确理解原文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但翻译的根本任务却是在表达中完成的，而要完成这一任务，译文语言的表达习惯便成为路标和依据。这一看法与奈达对翻译的定义一致，他主张“翻译”就是用接受者的语言在意义和风格层面上复制与源语信息最接近的自然对等语。这一主张到目前为止被许多学者视做所有翻译的定义中最具科学性的，因为它“明确地说明了要翻译的是到底是什么(信息，message)，同时暗示了由于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原文和译文只能做到相对的对等(closest)，也考虑到了译文的可接受性(natural)。”依据上面的三个关键词，我们可以将这一主张表述为三个简单的命题：第一，翻译就是准确地译意；第二，译文要体现原文的风格；第三，译文要符合译文语言的表达习惯。只有做到这三点，尤其是第三点，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作用才算发挥出来，因为“用某些词语来表达某种思想，即说法，必须符合语言的习惯，才能为人们所接受。”严复也断言，“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以此强调译文自然顺达的重要性。
　　翻译中的引申必须规矩有度，否则可能陷入胡译、乱译的泥淖，所以许多翻译论家在“引申”前冠以“合度”二字，以此表达操作有度之意。那么“度”又在哪里呢?众所周知，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表达习惯和语义逻辑。两种语言意义相同而表达方式不同，或者表达方式相同而意义又不同是很常见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