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1999，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是一个特殊的纪年。这一年所发生的国内外事件都深刻铭文在电影之中，国家意志借助民族情绪的强化在证明政治一体化的合法性的同时也成为民众心理宣泄和历史记忆的载体；纯情世界的描绘在回避揭示和判断社会转型所产生的困惑和创伤的同时也为当代人提供了温馨而宁静的影像家园；渴望长大成人的青年一代导演匆匆地告别了世纪末的青春蛊惑纷纷进行自己的成人仪式；在主旋律和商业化的双重诉求中，与好莱坞电影的消费主义和技术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具有中国式社会主义文化特点的新主流电影依然在艰难地争取着政治/经济/艺术的规范和定型--1999中国电影正是当下中国文化状态的缩影。
[关键词]1999 中国电影 民族/国家想象 新生代导演 新主流
星移斗换、山河依旧，我们带着庆幸、带着风尘、带着期待忐忑而平常地告别了沧海桑田的19世纪，进入了一个新世纪、新千年。回眸1999，对于中国电影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纪年，它不仅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面临严峻的内外考验的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的献礼年，同时还是1996长沙电影工作会议提出"9550"电影精品工程的第3年。也在这一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在激发中国民众的民族情绪的同时也激化了人们对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秩序的反感；也在这一年，台湾李登辉提出"特殊两国论"的大陆-台湾定位策略，唤起了大陆各界对国家力量、民族统一的渴望……这一切，都深刻地铭文在1999中国电影之中，国家意志借助民族情绪的强化在证明政治一体化的合法性的同时也成为民众社会心理宣泄和历史记忆的载体；纯情世界的描绘在回避揭示和判断社会变革所产生的现实困惑和生存创伤的同时也为狼奔豕突、朝秦暮楚的当代人提供了温馨而宁静的影像家园；一直渴望长大成人的青年一代导演急匆匆地告别了世纪末的青春蛊惑和迷乱纷纷进行自己弹冠相庆的成人仪式；在主旋律和商业化的双重诉求中，与好莱坞电影的消费主义和技术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具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特点的新主流电影依然在艰难地争取着政治/经济/艺术的规范和定型--1999中国电影正是当下中国文化状态的缩影。
1999年出品的影片《横空出世》中有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段落：李雪健扮演的人民解放军少将（近景），正对镜头（观众）控诉美国帝国主义用各种现代战争武器欺负和威胁中国，最后他愤怒地说：No，去你妈的美国！看到这儿，我们肯定会产生对《中国可以说不》以及《妖魔化中国》等等风靡一时的畅销书的互本文联想，也会产生对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事件以及随后出现的全国范围内的反美情绪的指涉性联系。《横空出世》作为一部共和国50周年的献礼片，它所传达的国家主义精神借助于民族主义感情获得了语境支撑。如果说，90年代以后，政治伦理化一直是中国主旋律电影的主导叙事策略的话，那么1999年，民族主义则是国家意识形态与大众社会文化心理共享的一面旗帜，正如10月国庆大阅兵一样，民族/国家主义的重叠成为了1999国庆献礼片不约而同的选择。
1999年，陆续出现了《国歌》、《共和国之旗》等叙述国歌、国旗等国家标志符号的诞生的影片，出现了《横空出世》、《东方巨响》（记录片）、《冲天飞豹》等以原子弹、导弹、火箭、战斗机等国防武器的研制、试验为题材的影片，出现了《我的1919》等以描叙西方列强欺辱中国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影片，出现了《黄河绝恋》等叙述抗击外来侵略的故事的影片……这些影片几乎都以民族/国家为故事主题，以承载这一民族精神道义\勇气\智慧的群体化的英雄/英雌为叙事主体，以中国与西方（美/日）国家的二元对立为叙事格局,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直接或间接的国家威胁作为叙事中的危机驱动元素，以红色意象/中国革命与黄色意象/中华文化的重叠作为国家主义置换民族主义的视觉策略，在这些影片中，往往提供了一个直接出场或者不直接出场的西方/帝国主义"他者"来界定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社群"， 以民族成员的"同"来抵御外来力量的"异"，以民族的同仇敌忾来对抗他族的侵略威胁。在历史叙境中的妖魔化西方成为现实叙境中的霸权化西方的形象指代的同时，影片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既是对科技（教育）兴国、科技建军的国家政策的形象注解，同时也是对国家中心化和社会凝聚力的一种意识形态再生产。这种国家/民族想象甚至在陈凯歌的历史影片《荆轲刺秦王》所传达的国家意识中，在滕文骥的音乐片《春天狂想曲》所渲染的爱国主义中也同样成为了潜在的主题。而以抗洪救灾为题材的《挥师三江》等影片虽然没有提供"西方他者"的背景，但是那种"中国不可战胜"的宣告其实也悄悄暗示了一个假想的"他者"。
在1999年特殊的国内外背景中，多数国产影片中的美国/西方都是作为一种"霸权"符号出现的，只有《黄河绝恋》是一个症候性的例外，它在以日本侵略者为"敌人"的同时，如同《红色恋人》一样，借助于一个中国女性（阴性文化/被动）为中介（东方象征），设计了以一个美国男性（阳性文化/主动）为标志的西方人（西方象征）对中国文化逐渐认识、认同直到钟爱的过程，完成了一个受到西方他者承认和征服西方他者的双重表意。其实，《黄河绝恋》所证明的正是一种中国或者东方文化对美国文化的认同困惑：神与兽、天堂与地狱、天使与妖魔、现代化与后殖民一直是美国形象在中国文化中的双重想象。赛义德在谈到东方主义时，曾经指出西方文化将东方的特色解人性化（dehumanize），将它变成一种缺乏主体性或者内在变化的固定不变的"他者"，是从西方意识和文化中浓缩出来的二元对立中的"他者"，东方主义所显示的东方与其说是东方国家和文化的特色，不如说是那些观察、研究、寻求支配东方文化的西方团体的意识及文化。 而反过来说，中国文化中的美国/西方其实也是一种东方的西方主义，在西方的现代化诱惑增强的时候，东方文化中的西方是天堂，当西方的霸权威胁增强的时候，东方文化中的西方则是地狱。因而，从1999年中国电影中的美国想象中，我们阅读到的正是中国主流文化对自己的国家/民族想象，这一想象不仅通过西方他者转移了本土经验的焦虑同时也通过霸权命名强化了稳定团结的合法性。国家/民族想象成为了1999献礼影片的一种共识。这批以民族/国家主义为主题的献礼影片，以巨大的直接或间接的政府性或政策性超常投资为保证（中央宣传部确定的10部重点献礼片中有8部影片的投资超过了1千万元人民币），吸引了一批具有丰富电影经验的专业人员参与制作，多数影片在视听造型的营造上，在声画的技术和艺术质量上，在对时空节奏的控制和处理上，在场面和细节的技术含量和智慧含量上都表明了中国电影整体工艺水平的明显提高。特别是《横空出世》、《冲天飞豹》、《黄河绝恋》等几部采用戏剧化虚构模式创作的影片，尽管这些影片可能仍然或多或少地用民族共性淹没了人物个性，用民族情绪消解了现实理性，在对人物的塑造上存在着某种意念化的平面性，但是却在冲突情节的设计、煽情场面的营造、人物细节的刻画、视听冲击的追求，甚至历史氛围的再现等方面都使民族感情和国家意志的传达得到了影像叙事的支撑，从而也使得它们成为或者可能成为献礼片中最有潜力获得一定程度市场认可或者观众认同的为数不多的几部影片。
而在1999献礼片背景下，《那人那山那狗》、《我的父亲母亲》、《一个都不能少》等几部恬淡清新的影片的出现反倒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浓妆"中显示了"淡抹"的魅力。在电影的力量和深度受到特殊现实氛围制约的同时，纯情变成为电影所描绘的远离喧闹和浮躁的世外桃园，这几部影片都尽量淡化现实境遇的纷杂，尽量回避现实矛盾和人性矛盾的激化，都用相当封闭的叙事方法讲述相当封闭的关于乡情、亲情、爱情的纯情故事，用透明宁静的田园、落英缤纷的秋色、红装素裹的冬日、燕舞莺歌的春景来刻意营造一种诗情画意，将人们带入一个纯粹的、想象的艺术世界，在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中，他甚至用过去时/彩色来与现在时/黑白作为对比，突出想象中的纯情与现实中的苍白的视觉对比。这些影片就其对生命的展示、对人性的发掘和对现实的把握来说，显然还缺乏振聋发聩的冲击力，但是作为一个特殊年份的产品，它们对视听造型的精良雕琢、对意境意味的孜孜以求、对人情人性的刻意美化，对抒情性电影风格节奏的细腻控制，都体现了追求"至善至美"的艺术努力，也体现了这些电影作者对于电影的情感维护。
但不可否认，1999年的一些国产电影实际上还在不同程度地回避、甚至有意无意地虚构着我们所实际遭遇的现实，忽视我们遭遇现实时所产生的现实体验，我们从电影中看到的图景和人性与我们所体验到的现实图景和所内省到的人性世界往往并不一致，不少影片在美化现实的同时也在美化人性，在简化故事的同时也在简化人生，苦多乐少的生命经历，社会转型期的困惑、迷乱，在这些国产电影中都或多或少地缺席了。
其实，任何过渡的时代都是艺术的黄金时代。中国正处在一个需要而且可能产生具有现实主义力量的过度时期。中国正在发生急剧的社会变迁，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都处在不断的变动和调整中，人的命运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都在转型中动荡、变化，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个翻云覆雨的社会动荡中丢失和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现实生活本身提供了比任何戏剧都更加富于戏剧性的素材，也提供了比任何故事都更加具有故事性的传奇，因而，这个时代完全可能出现不同于主流/宣教电影和商业/娱乐电影以外的"第三种电影" ，它不是一种主旋律的宣教方式，也不只是一种制造短暂梦幻想象和心理刺激的娱乐快餐，而是一面现实和心灵"镜"，来与同样处在转型期的人们共享苦难、迷惘、欣悦和渴望，来理解、面对和解释我们所遭遇的现实，来揭示处在困境和突围中人性的尊卑、人性的善恶、人性的伟大与渺小。
青年导演施润久拍摄的《美丽新世界》、张艺谋拍摄的《一个都不能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