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 题】文学作为生存本体的言说 ——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反思 【 作 者】金岱 【作者简介】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 广州 510631 【内容提要】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潮经历了启蒙呐喊、政治宣传、非意义逃亡三个阶段，这表明了百年中国文学所关切的焦点在于社会层面。20世纪中国文学最重大的缺失就是对于生存本体的关切；文学作为生存本体言说，是作为个体人的生存的、本体性情感体验的言说，它与作为生存本体论言说的哲学具有同一性，其方法论本质是对话，其基本形式是交谈。这种对话、交谈式的文学性哲学，这种生存本体哲学性的文学，能使我们既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中心性、一元观的束缚，又不落入虚无主义的泥淖，从而使我们在自由、多元的对话与交谈中，获得绝对的差异性基础之上的必要的价值普遍性。 【关 键 词】20世纪中国文学/生存本体论/本体性情感体验/对话与交谈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03-0117-05 一、文学作为启蒙呐喊、政治宣传与非意义逃亡 20世纪中国文学，从主潮上来说，我以为是经历了启蒙呐喊、政治宣传与非意义逃亡的这样一个三部曲。 从辛亥革命前后、新文化运动时期，到30年代，中国文学发出的最响亮的声音无疑是关于启蒙的呐喊：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周作人的人的文学、鲁迅的拯救国民性、郭沫若发出的让中华民族来个涅ｐáｎ@①的呐喊、曹禺发出的让电闪雷鸣把封建老屋子捣个稀烂的呐喊……所有这些声音，在当时都是惊心动魄，震撼人心的。它们之所以有如此的力量，是因为那是一批先觉者，站在茫茫旷野上，对着天穹下昏睡的人群发出的急切地近乎凄厉的疾呼。 所以，在我看来，启蒙呐喊是一种旷野艺术。 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文学的主潮走上了民族政治亦即救亡政治的政治宣传之路，关于民族政治的宣传的文学，成了那个时候最重要的声音。那时抵抗侵略的民族矛盾的确是整个国家第一位的既急且迫的冲突，文学的兴奋焦点在于承当起抗敌的武器，成为冲锋的号角与鼓手，实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那时最打动人，至今也还流传着成为一种民族记忆的文学，主要是歌与诗，其他大部分的作品因为是即时的战斗传单，今天当然成为过眼烟云了。 接下来，中国文学又成为了关于阶级政治的政治宣传。从40年代到60、70年代，阶级政治都被放置为中国社会首要问题，而作为阶级政治的宣传的文学，在这一过程中，一开始还因为某种真诚的激情而出现了些许至今看来也还属优秀的作品，但越到后来便越显得可笑可悲起来，如“文革”中出现的作品。 文学作为政治宣传，不管是作为民族政治，还是作为阶级政治的政治宣传，其形态都是面对着汇集在一起的群情激奋的人们，发出那种超强度的、火上加油性的甚或是夸饰性鼓号。因此，作为政治宣传的文学，我以为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广场艺术。 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文学，人们通常以日趋丰富，逐渐多元来予以描述，这当然是对的；但在我看来，作为主潮，这一阶段，还是有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的。这一特征便是“逃亡”。从文学作为政治宣传，或者说从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栅栏中逃亡出来，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心态与策略是此前未有过的，这里暗含着的是一种似乎无奈的心态(对于文学的政治功利性之顽固惯性的无奈)，采取的是一种消解的策略(对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一统天下的消解)。消解不是批判，启蒙呐喊是站在现代性启蒙立场上对封建传统的义正辞严的批判，而80、90年代的成了气候的文学潮流不是这种批判，而是一种溃散；消解甚至也不是如今天人们说得很多的颠覆，消解并没有颠覆什么，消解只是取了“你玩你的，我不跟你玩了”的躲避姿态。 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先锋文学(我称之为形式的先锋)，首先以玩形式的方式判离过去文学对于政治性内容的焦虑的专注；新写实小说以凡庸琐屑消解着宏大的政治叙事；痞子文学以痞味的调侃取笑了言说国家大事与政治英雄的文学带给人的庄严和崇高感；身体书写则以欲望的浪漫主义代替了激越的社会性情感的浪漫主义抒发……所有这一切都使不管是作为启蒙呐喊还是作为政治宣传的文学的那种正面感、居高感、神圣感变得滑稽可笑，使文学失去了以往的重量。这是一场消解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的逃亡，亦即非意义逃亡，或者说，这是一场卓有成效的祛魅的运动。这一逃亡，这一祛魅，对于改变文学完全沦为政治功利的工具，完全被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笼罩的局面，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尽管20世纪尾声的这种文学逃亡是一种非意义化的过程，但从无意识的症候阅读的角度看，这一逃亡的社会政治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意义来源于它们的姿态，来源于它们面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文学所取的那种另类上演的姿态。 这样，我们如果把启蒙呐喊称作为“旷野艺术”，把作为“政治宣传”的文学称作为“广场艺术”的话，则可以把80、90年代作为“非意义逃亡”的文学称作为“露台艺术”：在路边、街头或公园里的露台上进行表演，搏得熙来攘往的观众的惊讶与一笑，解除他们负载的正统惯性的装甲与禁锢。 “旷野艺术”、“广场艺术”和“露台艺术”三者在形态上、策略上和所营造的氛围上虽然有着不小的差异，但它们的一致处也明显可见，这一致性便在于这三类文学都有着社会性、广布性、单向性的共同特征。 所谓社会性，简单地说，就是从社会这个整体性角度出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社会性情绪的表达，对社会进程的参与。这样的文学的社会性，是既相对于消遣性或纯粹的艺术性、也相对于更内在层面上的生存本体性而言的。 文学的启蒙呐喊当然还不是直接的政治宣传，但它显然是一场社会文化运动，是一场伴随着社会政治革命而发生在社会文化层面的社会整体性观念变革运动。尽管周作人提倡的文学，鲁迅也呼吁要强个性、强国民，但他们的视角仍是社会整体性的，关注的焦点仍是社会问题，表达的仍是社会性情绪，其旨归也仍是社会整体变革。也就是说，他们的意向，不是个人价值的重铸，不是个人精神的升华或完善，不是个体人的生存本体性问题的解决。 文学作为政治宣传(不管是作为民族政治的宣传，还是作为阶级政治的宣传)，其社会性指向无庸赘言。这种社会性指向毫无疑问本是应该有它们的价值的，如果时代不是专横地将其定为一尊，把其它一切文学压制与否弃殆尽的话，它是应该有它存在的理由和权力的。但遗憾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那段历史，恰恰是将文学弄到了唯“政治宣传”是举，且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地步，终至于使作为政治宣传的文学因自己的独霸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人们也许会对“非意义逃亡”之潮的社会意味表示疑义，特别是对形式的先锋的社会意味表示不解：超脱政治功利内容，回到形式，回到艺术，回到审美，难道不是对文学的社会性关切的远离吗?这一点，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评论家们曾作过非常充分的说明，他们认为，西方现代文学的形式革命，形式幻变，形式自律有着非常强烈的社会意味，这一西方现代文学的形式革命运动，是对西方通俗文艺、大众文化，乃至整个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方式的抵抗与拒否，他们之中的绝对者如马尔库塞甚至认为，真正的艺术是拒绝交流的，只有拒绝交流才能拒否作者与读者打成一片的大众文化。(注：参见杨小滨《否定的美学》第五章，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中国20世纪80、90年代的先锋文学要抵抗与拒否的当然主要不是大众文化，而是作为政治宣传、政治工具的文学，但形式幻变，拒绝交流这些策略却是从西方的形式革命运动那里借来的。过度的形式幻变只能带来拒绝交流，而拒绝交流只能是一种抵抗与拒否姿态的表演，这种姿态的表演就只能是表达着一种社会意味，而不是真正地纯艺术本身，不可能有真正的艺术沟通、艺术领会、艺术享受。新写实小说、痞子文学、私人化写作等由于具有较为明显的对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的消解态势，它们的社会性意味则更容易透视出来，它们是作为社会问题的言说，而不是作为生存本体的言说，也很容易看得清楚。 这种文学的社会性特征，必然会带来广布性和单向性的形态性、方法性特征。所谓广布性，是指这种文学的基本形态是居高而往下流布的，从中心向四周扩散的；所谓单向性，是指不重视接受方面的回流、反馈，主要的兴趣只在于以某种特别的姿态引起在场众人的惊异，只在于这种引起惊异的效果。 表达社会性情绪，关注社会问题，参与社会进程，以广布和单向强入的方式实现这份社会关切，无疑是适应正处于现代性转向初期的20世纪中国的实情的，但是，这份关切，特别是这份关切的一统性、强烈的排它性以及由非意义逃亡带来的精神虚无状态，也有相当不妙的反思，那就是它阻碍了我们的文学对于更为根本性的生存本体性问题和生存本体性情绪的关注与表达，阻碍了我们的文学对传统的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观念的反思，对现代的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观念的建设，从而使我们的文学在这一民族的重大的文明转型的时刻发出更为深沉、更为深刻的声音的可能遭到几乎是完全的抑制。 显然，百年中国文学的最大缺失便是对于生存本体的关切。少数作家的有着生存本体性倾向的追求，则始终是隐在的，处于微妙的边缘状态；而一些似乎有着生存本体性倾向且又多少产生了些影响的创作与批评，则又往往显现出危险的、令人担忧的偏差。 现当代文学中，林语堂的随笔与小说中有着中西调和味道的关于新道家的求索，丰子恺的那些有关宗教，有关天上的星辰、地上的孩子与艺术的书写，周作人散文的字里行间所散发出来的个人主义思绪，以及鲁迅的散文诗作《野草》等等，都是有着或多或少的生存本体言说气息的。更早如王国维的研究文字，则显然有着独有的，甚为稀罕和较为深刻的生存本体性思索的。新时期以来，一些受到西方审美现代性(如存在主义与现象学影响)、受到中外各种宗教影响的创作与批评，也显现出某种生存本体言说的倾向，有的也一直在默默中执着探索。但这些作家或理论家，有的长期被完全忽视，有的被抬出后，对他们文字中的本体性言说意味却仍然并不加以关注。这与西方现代文学那种由许多不同源泉发出、并形成种种不同流向的一波又一波的生存本体性关切之潮比较起来，实在是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生存本性言说的被漠视或曰隐在，显然是由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文化浮躁所致。新时期以来，较长一个时间的社会稳定，应该说给文学的本体言说提供了某种条件，但是整个社会的文化浮躁依然严重。而更成问题的是，一些似乎有着生存本体言说倾向，打出精神拯救旗号，并闹出了些响动来的创作或批评，实际上只是不久之前那种文学作为绝对唯一性的政治意识形态言说的同质异貌的变形，或者只是退守传统农业文明之“人文精神”的文化保守主义，只是在“私人化写作”的漂亮观念掩护下，用身体主义置换真正的价值重建的世俗主义。这些明显是在旧观念支配下的精神言说之潮，在很大程度上遮蔽和抑制了真正具有创造性、建设性的文学的生存本体言说。 二、文学作为生存本体的言说 1.本体性情感体验 文学作为生存本体的言说，是作为个体人的生存的、本体性情感体验的言说。 文学言说区别于一切非文学言说之处就在于文学言说的是情感体验，文学就是情感体验的言说。但情感体验的言说也有两种：其一是社会性情感体验的言说；其二是本体性情感体验的言说。 所谓社会性情感体验的言说，是指一部文学作品所传达的、被读者所接受、打动读者或与读者共鸣的情感，是某一历史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所激发出来的社会情感。一部关于阶级矛盾、政治斗争的作品、一部关于民族冲突或战争的作品、关于社会变革或改革的作品、关于社会历史文化的作品，所言说的无疑便是社会性情感体验。 而所谓本体性情感体验的言说，即个体人的生存本体之体验的言说，关涉的却是个体人的生存的终极意义问题，是个体人的生存整体问题、价值结构问题和人生境界问题，写出由这一终极性问题而激发出来的情感体验，并切中读者的这类本体性情感体验之心弦，便成为本体性情感体验的言说。 将文学的社会言说与本体言说区分开来，并不是作一种两个部分的切分，而仅仅指的是两个互逆的向度。文学的社会性情感言说不可能不关涉着人的本体性情感；文学的本体性情感体验的言说，常常也会表现为某一历史时段中被特别关注的社会问题与社会情感涌流，而文学的本体书写本身更经常建立在社会言说的基础之上，通过文学的社会言说的基础层面发挥出来。然而，二者的向度仍然是不同的。社会性情感的向度是社会的整体性，一个社会的结构、组织、关系网络的矛盾冲突问题，突显出来，被关注激发出某种情感起伏，情绪涌流，就是社会性情感；而本体性情感的向度是个体的人、个体的人的生存的终极意义，具有终极性意味的生存整体、价值结构，在某一生存境遇中形成的矛盾冲突问题突显出来，被关注，激发出相应的情感起伏与体验潜流，就是本体性情感。 在这里，作为本体性言说的文学与作为本体性言说的哲学具有了同一性，它们都是关于人的生存的本体性情感体验的言说，即都是对于我们的生存本体的觉与悟。在百多年的哲学与文学言说中，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属于生存本体论性质的哲学，如意志哲学、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的著述，几乎都是杰出的文学，尼采不用说，海德格尔的晦涩风格的书写，实在完全是现代主义色彩的散文；而真正具有现代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实际上都是文学中的哲学言说。 当然，由于历史造成的哲学与文学长久割裂的既成事实，作为生存本体言说的哲学与文学的接近与融合，还需要更为强有力地推进。生存本体言说的哲学要能够作为文学存在，它就应该更清醒地意识到，哲学不是死板的教条，它须臾离不开充满生命的体验，哲学不是天经地义的规范，不是工具性的科学结论，哲学只是对话中的个人见解，交谈中的个人风格；而生存本体言说的文学要能够作为哲学存在，则应该更清醒地意识到，在充满生命的、丰富的感性体验之中，必须有着更为深沉，更为整体性的领悟、悟解，亦即本体之思。 如果我们在解构了一元观、决定论、中心性意义上的本体论的同时，不想掉进虚无主义的泥淖中的话，那我们就不能抛弃本体论，不能抛弃不是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宇宙本体论，而是作为充满丰富性、有机性的生存本体论的、人学本体论的本体论，不能抛弃作为生存本体论的本体性情感体验的言说。在这种文学、哲学(包括宗教)不分的言说中，深藏着我们的生存之根，生命之根。 这一生存之根，生命之根，在工具理性侵蚀一切，虚无主义日益泛滥的今天和明天，实在是比任何时代都显得更为重要。 2.对话与交谈 当我们说到，这里的本体言说，不是宇宙本体论而是生存本体论时，我的意思是说，我之所谓本体言说，不是宇宙本体论执意要求的那种唯一与独断，而是生存本体论的言说必然具有的对话与交谈，以及在这种对话与交谈中形成的、蕴含在存异的溶质中的、有条件限度的共觉与共识。 如同人们在中世纪之后关于上帝的观念逐渐淡漠和变化一样，今天人们对于宇宙本体论或曰形而上学的信念也在日趋瓦解；也如同上帝之死带来了虚无化一样，宇宙本体论之死，在思维的更深的层次上带来了更为彻底的虚无主义。这是一个与一元观同样可怕的危险，当人们不仅失去了全能上帝的唯一主宰，而且也失去了人类一向以为是自己本质的思维的终极真理这一最后依傍时，人们就完全陷入了怎样都行而实际上怎样都未必行的沼泽。 于是，对于生存本体论探究的渴求出现了，而生存本体论的探究又是可能的。生存本体论不同于宇宙本体论；生存是明显有限度的，有边缘的，有终极问题的；生存本体论也便不是那种岂图一手遮天的、绝对永恒的野心和梦幻。 宇宙本体论探究与生存本体论探究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宇宙本体论探究的思维目标是作为无限宇宙的唯一本源或始基的绝对永恒真理；而生存本体论探究的思维目标则是各个个体人的生存的终极意义，涉及的是生存整体、价值结构、人生境界等问题，这样的生存的终极意义，这样的生存整体、价值结构、人生境界问题，注定不可能是唯一的绝对永恒真理。因为每一个个体的人，每一个生存本体问题的言说者，在自己的生存意义、价值结构这类认定上都没有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自己生存于其间的自然环境、社会历史环境、文化心理积淀，以及个人成长的微观环境和特殊过程，所有因素都会影响到他的意义认定，所以，生存本体论的探究本质上就是多元的，必然是千差万殊、异彩纷呈的。 因此，在异彩纷呈的生存本体言说之间，存在的只能是对话关系。各文化形态的价值思想之间，不要扩张侵犯，只要对话；各文明史阶段的价值思想之间，不要革命和取代，只要对话；各不同情性的个人之间，也不要一统，只要对话。 对话将保证差异。在生存本体论探究中，价值差异性是绝对的，价值普遍性是相对的。这种绝对的差异则将保证生存本体论的探究不落入传统形而上学的唯一性、中心性剿穴；同时，对话将导致人类的文化与文化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更广泛、更容易的理解。或者说，对话也将导致在差异基础上，逐渐形成共觉与共识，保证必要的价值普遍性。必要的价值普遍性将使人类在其文明进展中，价值思想不断展开、丰富和完善。 如果说，对话是生存本体论探究的方法论本质，那么交谈便是生存本体论探究的基本形式。 作为形而上学的宇宙本体论和今天作为技术基础的科学理论，其言说本质是工具指向的，其言说形式的要求自然是越条理化越好，越概念化越好，越体系化越好，越规范化越好，越讲义化或教义化越好，越不容置疑、不可商榷，越放之四海而皆准越好，总之是离感性、个性、生命本身越远越好；而生存本体论的探究，其言说本质是生命指向的，其言说形式则自然离生命本身越近越好，充满不定性、有机性，其言说过程也充满偶然性。这一言说应该是自然的、浑沌的、随机的、变化的、闪烁的、隐喻的、悟解的、讨论的，和允许岐义的…… 这样的言说，其实就是谈话，就是与朋友聊天，就是日常性的自由交谈；这种生存本体论的著述因而也就是移到纸上的日常性的自由交谈。 日常性自由交谈是原初未分的，没有知识类别的区分，也没有感性言说与理性言说的区分，它谈论一切，但一切的旨归都在于谈话者的生存感受、生命体验及其价值判断——它对于生命与生存本身来说是原初的。 日常性自由交谈又一定是充满个性的，充满独特意趣、独特风格的，充满个性显现了言谈的真正自由；充满个性也显现了交谈者之间的绝对的价值差异性。然而，不断交谈，不停止对话，勾通的往复去来，又使得虽然相对却也必须的价值普遍性得以浮出。 以自由交谈为形式的生存本体的言说，当然更是保证了言说者的平等姿态和可商榷姿态。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人类语言的强制性带给人们的可怕的威胁，不管是中世纪宗教语言的强制性，还是现代意识形态语言的强制性；不管是被人们奇怪地作为崇拜对象的科学之语言的强制性，还是往往操纵在商业利润之手的今日传媒语言的强制性；不管是暴力性语言的强制性，还是颂歌性语言的强制性。在这种语言强制的汪洋大海中，文学与哲学的这种自由交谈式的人文言说，实在是和平恬静又生机盎然的一座小岛。 当然，所谓日常性自由交谈，这里指的只是生存本体言说的态度与方式，并不是说一切世俗的，芜杂的、琐屑的、无聊的谈话都可以作为生存本体的言说。生存本体的言说，无论文学还是哲学，毕竟都只能是关于生存的终极意义，也即生存整体、价值结构和人生境界的言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这一问题的言说，不能采用传统形而上学的言说形式，也不能采用科学实证的言说形式，而只应采用类似日常性自由交谈的言说形式。同时，在这样一种形式面前，文学与哲学是无法区分的。 也许只有这种日常交谈式的文学性哲学，这种生存本体哲学性的文学，才能使我们既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中心性、一元观的束缚，同时又不落入虚无主义的泥淖，从而在对话与交谈中获得绝对的差异性基础之上的必要的价值普遍性。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般下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