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元祐时期是北宋具有“分水岭”的关键时期，通过探讨元祐党争的缘由来揭示这一时期的士人的心态及其影响下的文学创作，进而总结出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及士人生活的真谛。
【关键词】：意气之争 畏祸心理 文学创作
【正文】： 一．简介元祐党争及其发生的原因 元祐，是宋哲宗赵煦的第一个年号，凡八年。这八年，是北宋党争全面走向情绪化、意气化的八年，它使元祐之后的北宋政局深深地陷入周期性动荡的怪圈；是北宋党争的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八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承接熙、丰党争，下启绍述党锢。 元祐党争是北宋党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究其发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北宋统治者的重文抑武的政策，使知识分子参政热情空前高涨；（2）北宋士人深受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影响，尚党盟，有极高的经纶济世的精神；（3）宋中期以来的三冗问题（即冗兵、冗官、冗费）的激化，士人的高度关注，纷纷提出自己观点，因政见不合，逐渐形成两派，即旧党和新党，互相倾轧，形成于庆历新政，激化于熙、丰变法（即通常所说的王安石变法），故促成了这八年的党争。 二．元祐士人的矛盾心态与成因 元祐党争有其的特殊性，即士人的参政热情极高与其特有的畏祸心理互相互动和其影响下的元祐文学并没有其他党争文学走向衰沉而闪烁着其思想光辉。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史，知识分子的参政热情是很高的，尤其是处于乱世的春秋战国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的乱世年代。他们积极参政的同时，又时刻保持着知识分子特有的“诗人敏感’,常怀有“稍有不慎，辄遭其祸”的畏祸心理。同样，处于执政主体的元祐党人（旧党）持着高度敏感，谨慎畏祸的心理，但有其的特殊性。其特殊性产生的两点原因： （一）元祐党人的“喜同恶异”的主体性格和悉改“熙丰之政” 役法问题是元祐党争初始，新旧党争争论的问题。其实，免役法在实行之后，于国于民利大于弊，但司马光持着高太后，粗暴地阻止免役法继续实施，甚至还六次专门上疏论之弊，“他直说不合令民出钱，其实不知民自便之”①朱熹对司马光的评价“温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晓”，但恐怕不止此因，应该是“喜同恶异、党内伐异”的主体性格所引起的“愤嫉太深”。元祐党人其实不太支持司马光这一做法。程深感司马光这一做法，会带来“衣冠之祸”，从而时时怀着畏祸心理。“以母改子”论则是司马光依靠高太后的威权，悉改熙丰之政,“以母改子”，贬逐神宗所用之臣，大大损害哲宗的皇权自尊心，违反了“三年无改父之道”的儒家经训，为后来的“绍述党锢”埋下了祸根。元祐党人深知此点，只好把畏祸心理和倾轧新党结合在一起，成了一场“意气之争”。 （二）来自元祐党人的内部倾轧 元祐党人内部各分党与后，也采用了倾轧新党的手段自相残杀，尤以“蜀、洛两党”为甚。如元祐六年，朔党刘挚因接见章惇子弟及曾与新党刑恕通书，被指控为勾结新党，旋罢相位，又如“两次策题”之谤对蜀党领袖人物的陷害。这种内部争斗，使本就深忧“衣冠之祸”的元祐党人更觉得更加的“身自不安”.苏轼《与张君子五首》其五又云：又自顾衰老，岂能与人计较短长是非，招怨取谤耶？若缄口随众，又非平生本意，计之熟矣，以此不如且在外也。元祐党人因内部自分党与，倾轧不已而导致的畏祸心理，于此可见一斑。 以上俩原因说明元祐党争时期的士人心态是：受儒家淑世精神的影响，充满激情地投入了这个“身非我有”的名利之域，且无怨无悔，但普遍“身自不安”， 存在着畏祸及身的心理。作为参政主体和文学主体的元祐党人，带着特殊的心态， 必然会影响着这个时期的文学，如：文学题材，文学基调和文学风格等。为后人 称盛的元祐文学，就这样产生了。 三．矛盾心态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元祐文学是党争激烈下的文化产品，有着特定的内涵。它给了士人一个参政的工具，又给士人一个宁静无色的心灵天空。文学在这一时期不再尽于审美，可以沦为政治的工具，继续加深自己的处境；又可以生活的娱乐工具，缔造新的生活真谛。于是，适合于讨论的散文和适合于抒情的诗歌，就成了这一时期士人创作的首选，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创作题材。 （一）.文学题材 散文和诗歌是元祐文学的主要文学题材。散文以政论文（如奏议）为主。据《苏轼文集》统计，奏议凡一百五十篇，其中从元丰八年十二月还朝至绍圣元年被贬之前，苏轼就创作了一百五十九篇；再据《栾城集》，直接议论时事的书、状共一百五十一篇，作于元祐年间的为一百四十篇，可见创作之多。 诗歌则以题画诗和酬唱诗为主。在元祐时期，以二苏为宗主的文人中，均或多或少地作有题画诗。据《栾城集》，苏辙作有题画诗凡十三题十八首；据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黄庭坚在元祐作题画诗四十五题五十四首；又据孔凡礼校点《苏轼诗集》，苏轼作于元祐的题画诗三十五题四十八首。再看酬唱诗，“诗人酬唱，盛于元祐”， ②围绕在两苏为宗主的文人，由于师从的关系，几乎都对当时两苏和黄庭坚的诗进行唱和，有时还对古人的诗进行唱和，如：元祐元年，围绕苏轼《武昌西山》一诗进行唱和者，竟达三十余人之多;再如：元祐七年，苏轼作《和陶饮酒二十首》，晁补之也随之作《饮酒二十首，同苏翰林先生次韵追和陶渊明》。从中可见元祐诗人酬唱之盛。 由此可见，以政论为主的散文和以题画酬唱为主的诗歌，构成了元祐党争时主要创作题材。由于题材的特殊性和两重性，再加上士人的心态矛盾性，又奠定了这一时期的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学基调。 （二）.文学基调 以政论为主的元祐散文，政治色彩浓。大部分散文情绪化、意气化色彩凝重，最能表现作为参政主体的元祐党人的政治主体性格——喜同恶异，党同伐异，和畏祸心理。如上述的役法问题，司马光为废除免役法先后六次专门上疏论之。如《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一文论及差免优劣时指出：免役于上户不利，但事实上，却是“彼免役钱虽于大户困苦，上户优便。”两者的观点可谓大相径庭。朱熹评价此事，说司马光“忠直”，其实不然，应该是“愤嫉太深而引起的刚愎自用，为的是驱赶新党。在《长编》卷三五八元丰八年八月八日，至卷三七零元祐元年闰二月，不到八个月的纪事中，弹劾新党和批评新法之弊，还六十七篇之多，在章惇被逐出朝后，王岩叟如释重负：“余无大奸，皆柔之徒，易为处置，惟在常辨之，便之不可入而已”。便一语道破了他们以散文创作的形式参与更张变法的目的和功能，但司马光和高太后去世后，这种参政心情就转变为畏祸心理。在司马光去世的当天，王岩叟上疏哲宗，要求“果于去奸，审于进贤”，其实怕元丰党人卷土重来，离间元祐党人和哲宗的关系，只能倾全力地继续制造“文字狱”去攻击新党。 在对新党全力倾轧时，元祐党人内部开始产生了分裂了，这就加深了其畏祸心理。元祐三年十月，苏轼作《乞郡札子》和《与张君子五首》其五，就透露了这种心理。这次苏轼因二次策题之谤，被洛朔两党人员的攻击，“招怨取谤”，致使“身自不安”。元祐六年是元祐党人的内讧趋向白热化的一年。苏轼还朝，苏辙跻身执政，这一人事变动，立即引起了洛朔两党人员的反响，朔党杨康国以中立不党的口吻，攻击苏辙与群臣有隔膜，说“欲安散则不用辙”，说苏轼，苏辙两兄弟“豺狼当路，奸恶在朝”。可见其内讧之深，这又加深了畏祸心理，其实就是学术之争，上升到“党同伐异”的境地。这些奏议政治斗争色彩极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