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周语》曰：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廪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审之以事，王治农于籍，搜于农隙，耨获亦于籍，弥于既蒸，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又何料焉?不谓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恶事也。临政示少，诸侯避之。治民恶事，无以赋令。且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
　　这是一段关于西周人口统计方法的记载，然而自韦昭以来，历代注《国语》者皆未给出透彻的解释，致使20世纪以后撰写的通史、断代史、人口史关于西周的人口统计大多言词恍惚、不得要领。例如吕思勉先生的《先秦史》在叙述《周礼》的人口统计制度后说：此等政令，使皆能奉行，民又何待于料?则知宣王之时，政令已有阙而不举者矣。不特此也，《史记·秦始皇本纪》谓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则自献公以前，未有户籍也。
　　此话前一部分的意思是如果《周礼》所述人口统计确为西周制度，那么必定是到宣王时人口统计已久废不举，故宣王之料民乃振废起弊；后一部分又据《史记》根本否认西周有过人口统计的事实。如果宣王料民是振废起弊，仲山父则没有理由出来反对，而作为一个国家从来不知自己统治着多少人民，更是荒唐到无以复加。许倬云《西周史》列举了三种推测，第一种推测认为当时西周人口的实际数字与官方统计已严重不符，所以宣王料民是核实人数，他说：仲山父的一番议论透露了若干消息，一方面他指出“古者”如何如何，说明不必经过户口调查。人口统计的资料，已在掌握之中。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户口的数字已经少了，何必又大举调查以示弱。实则宣王为了丧师之后要作一次“国势调查”，若仲山父议论的古制仍未失去功能。宣王自然不必多此一举。大约实际人口与官府记录已有了差距，宣王始不得不料民。很可能仲山父也预见“料民”的后果是人口太少，或人口减少了，遂有何必示人以弱的议论。
　　但是许氏未敢必信自己的猜测，所以他受了铜器铭文的启发又提出一种补充性解释说：大克鼎的铭文列了一串赏给克氏的田地人民，其中有一项是“井人奔于”。白川静以为可释为原属邢氏而逋逃的臣仆。这段解释如果成立，则不仅有逋逃，而且缉获之后，逃户可降为赏赐的人口，至于料民之举是否也隐含缉捕逃户，则史料不足，未敢妄说。
　　倘如此说，宣王料民则由一种长期稳定的、传统的社会制度变成一次偶然的事件了，况且《左传》昭公七年楚人芋尹无宇引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则缉捕逃人是周人的祖宗之法，仲山父也没有理由提出反对。该书还列举了另一种解释，他说：又有人以为宣王料民与另一件不籍千亩的事情都指宣王解放了奴隶，使他们变成了有户籍、纳地租的农奴，但史料原文实无丝毫可以引申为此种“政治改革”的证据。
　　最后这种解释引自大陆学者李亚农先生，那是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产物，当时大家都喜欢把古书上一些不易理解的史料说成社会变革的佐证，至于如何理解，则见仁见智。如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3卷说：“西周时期是‘不料民而知其多少’，是不需要进行户口调查的。可是到了西周末年，由于公社组织有了变化就不得不加强其对公社农民的户口以及土地的调查，所以《国语》在说到宣王‘不籍千亩’后，就有‘料民于太原’的记载。”又说：“宣王‘料民’虽然是由于南国之师损失以后，为了补充军队而采取的措施，但也反映了西周末年以后，由于公社内部有了一些变化，必须将公社内部的户口、土地数字写成清册上缴于国王或国君，以便作为对公社农民征税和力役的根据。”至于公社发生了什么变化，据说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使公田不治，必须废除原来助耕公田的劳役剥削，采用计户计口的地租剥削了。事实上即使采用劳役剥削形式，农民受田也必以户口之数为根据，这些解释都是学者想出来的。路遇、滕泽之编写的《中国人口通史》至少在某些地方接近了历史事实，他们说：仲山甫谏周宣王这段话，我们除了可以从中了解到远古人口管理统计的一般情况，还使我们发现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西周宣王以前的古代是没有对人口直接调查的，周宣王的料民是中国人口管理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是一个创举。仲山甫等人主张遵循古道，说人口不需要调查，可以通过人口管理的各条渠道间接地综合出来，这在历史上可能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在王室衰微的情况下，各诸侯国的户口是不是都会如实上报呢?有没有户口隐漏呢?仅用过去那套陈旧的管理方法已不能掌握真实的户口情况……他的料民之所以受到保守派的反对，是因为他的大臣们也有一块封地，惟恐查到自己头上。
　　两位作者从文献中领悟到西周人口统计是通过“各条渠道间接地综合出来”，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然而将仲山父谏王理解为保守势力维护其私利而非国家之公利却未必是他的本意，因为在西周时，诸侯、卿大夫手下的人口不在周宣王所料的“国人”之内。那么当时的人口是怎样统计的?

《周礼》这本书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它编成于战国时代，却可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仲山父的那段话。例如他讲到西周人口统计的古制时说：“司民协孤终”，《周礼·秋官》确有“司民”一官，他的职务是“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司民人口统计的范围覆盖了整个王畿，但他每年仅仅“登下死生”，即生者著之，死者削之就行了，因为根据历年人口簿书，他很容易就知道当前的人口数字了，“登下死生”就是“协孤终”。又如“司徒协旅”，《周礼·小司徒》说：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以辨其贵贱、老幼、废疾……乃颁比法于六乡之大夫，使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辇，辨其物，以岁时入其数，以施政教，行征令。 中国论文联盟www.lwlm.com编辑。
　　司徒是教官，他的行政必须有一套组织系统，这个系统于六乡叫做州、党、族、闾、比，于六遂叫做县、鄙、郧、里、邻，在西周寓兵于农制度下，每户出正卒一人，就形成军、师、旅、卒、两、伍的军队编制。这虽然只是制度，实际情形并不能与它完全一致，但司徒

却不难举出军之数推算现有的户口来。这就叫“司徒协旅”。仲山父的话里还提到“场协入”、“廪协出”，《周礼》也有“场人”和“廪人”二官。场人负责征收各家场圃上的收获以供宫室之用，场、圃在古代名虽有二，实则一物，当庄稼成长时节，这块地就用来栽种瓜果蔬菜，庄稼收获时便碾平了收打粮食。廪人掌管国家的仓储，这些粮食的用场主要有二：第一，那些未尝获得采邑的贵族官员，领取谷物以为俸禄，叫做“匪(分)颁”，基层政府编外的小吏领取的劳务费叫做“稍食”；第二，遭遇凶荒之年，国家开仓放粮，赈济饥民。场人和廪人可以从财物的出入测算大致的人口数字。西周时还要通过一些典礼仪式活动间接评估人口数目，这就是仲山父谈到的耨籍和搜狩。据《国语·周语》、《礼记·月令》，每年立春之日国王要率领百官到籍田上亲耕王籍，“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终于千亩”。这个活动主要有两方面意义：一是用国王的表率行为劝农勉力稼穑。二是培养国王勤政爱民精神。与此同时，根据参加助耕籍田的人数也可预见户口的损益。四时搜狩首先是一场生产活动，捕获的野物一为干豆(祭祀宗庙)、二为宾客(招待来宾)、三为充君之庖(供给君主日常膳食)，但是搜狩又是一项功能复杂的活动，练兵习武、发布政令、检阅人众都在这里进行，所以仲山父说“是皆习民数者焉”。周代之四民——士、农、工、商都是按职业而聚居的，《逸周书·程典》说：“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士不族居，不足以给官”，《国语·齐语》管子对桓公日：“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易”。于是制国以为21乡，工商之乡6，士乡15。所以人口统计又是分别职业进行的，因而仲山父才有“牧协职‘工协革’”之说。这种人口统计的方法与15世纪西班牙人入侵秘鲁之前印卡王国的情况十分相似，印卡王国始终没有创造出自己的文字来，他们用结绳方法统计人口。《印卡王室述评》说：他们(按：指十人长琼卡·卡马尤)除了行使保民官和检察官这两项职责外，还负责逐级向上报告每月出生的男女人数，这样年底即可把当年出生和死亡的人数，参加征战和阵亡的人数报告国王……印卡王以及他在各省的省督和在王国的副王就通过各级长官知道每个村庄有多少百姓，以便公正地分派赋役，让他们参加必须共同为各省建造的公共工程(如桥梁、道路、通衢、王室房舍及诸如此类的劳役)，同时也便于征派士兵和运输人员参加作战……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印卡王规定，每年都要掌握各省各村各种年龄百姓的数字，并掌握各省丰教情况，这是为了在歉收和减产实行救济时，摸清必须提供的口粮的数字并预先做好准备，也是为了摸清所需羊毛和棉花的数量，以便按时供给他们衣物。该书特别说明：人口是按年龄段、性别、已婚未婚、鳏寡孤独进行统计的。至于百姓，首先统计每个村庄的居民，然后是每个省的居民总数；第一根绳上统计六十岁以上的老翁，第二根上统计五十岁以上的成年男子，第三根上统计四十岁以上的男子，这样以每十岁为一组，直到哺乳的婴儿。统计女子时，也遵循同样的年龄顺序……在某些这样的线绳上，还有同一颜色但较细的线绳，犹如主干上的分支或特例。例如，在表示某个年龄段里已婚男子或妇女的线绳上，较细的线绳表示当年那个年龄段里鳏夫和寡妇的数目。这些数字都是每年统计一次，所以只能说明一年的情况。
　　古代国家为什么不采用直接的、公开的方法去进行人口的普查，而要采用隐晦曲折的、分门别类的方法去做人口的统计?那是因为人口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机密。在地广人稀的古代社会里，人口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第一要素，只要有了人就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财富来，国家因而就富强；反之，如果人口稀少，就意味着贫弱。天子之所以能够君天下、臣诸侯，最终的理由就是因为他国大人多，所以《礼记·王制》篇天子号称“兆民”，诸侯号称“万民”。如果对人口进行分类的、间接的调查，那么每个部门就只能知道本部门、本单位的人口数量，只有天子和个别主管官员才掌握全国的人口状况。如果公开进行人口普查，将国家人户数量公之于天下，必然将引发大国诸侯的不臣之心，仲山父说“临政示少，诸侯避之”就是这个意思。在人地关系大体相同的古代社会里，把人口数量看成国家的重要机密并不是中国统治者特有的心理，在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也是常见的。例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说：斯奇提亚人的青铜器可以毫不费力地容纳六百安波列鸟斯(按：约合5400加仑)，它有六指的厚度。但根据当地人的说法，这个青铜器是用箭头铸造成功的。因为他们那名叫阿里安塔斯的国王想要知道斯奇提亚人的人数，故而他命令每一个斯奇提亚人把一个箭头带给他，并威胁说不这样做的将处以死刑。结果便有极多的箭头给送到他这里来，他决定用它们制造一个纪念物以流传于后世。
　　这件事与秦始皇收天下兵铸为12金人看起来非常相似，用意却极不相同。同书还介绍了波斯将领克谢尔克谢斯在多里司科斯颇为奇特的点兵方法。其文云：我不能精确地说出每个地方各出多少人(因为没有人提过这一点)，但是全部陆军的总数看来是一百七十万人。人数是这样计算出来的。把一万人集合在一个地点，而当他们尽可能地密集起来的时候，就在他们的四周划一个圆圈；圆圈画好之后，这一万人便退出去，然后在这个圆圈上面建造一道到人脐部那样高的石墙，石墙造好之后，便使另外的人们也到石墙里面去，直到所有的人都用这样的办法计算完毕。人数计算完毕之后，他们便按照各个民族的区分排列起来。
　　我们不知道希罗多德写出这个故事的细节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但波斯人喜欢用间接的办法把事实模糊起来与周人传统的人口统计是可以类比的，因为军队的人数更是一件需要格外保密的事情。学者们曾根据发放口粮等材料对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城里奴隶数量做过不少推测，结果差距很大。任炳湘先生在《高卢战记》的—个译注里据森内加《论仁慈》说：罗马政府对于国内有多少奴隶讳莫如深，森内加曾说过一件事：有人在元老院建议要奴隶穿一种特别的衣服以资识别，元老院经辩论后驳回了这项建议，认为如果奴隶们一旦看出自己人多势众，就将胡作非为。据此可知罗马政府是存心不统计奴隶数目的。
　　英国人类学家马雷特曾说犹太人激烈反对人口普查，他虽然没有告诉我们持这种态度的理由，但我们知道犹太是一个流浪世界各地的民族，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在自已生活的社区中都处于形单影只的孤立地位，他们作为弱势群体的情形暴露得越清楚就越会使自己陷于被歧视的境地。
　　把人口数字当作国家机密严防暴露尽管是周人反对大张旗鼓进行人口普查的主要动机，但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仲山父那段话的末尾说：“且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韦昭注曰：“天道清净也。”天道清净是道家思想发展起来之后才有的观念，所以与其把这句话理解为哲学思想不如理解为宗教信仰。我们知道，周代的“司民”既是人间的一个职官，也是天上的一位尊神。《秋官·司民》说：“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于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前面已经说过，人口在西周时期是极其匮乏的国家资源，这种状况直到战国中叶并未得到改善，《墨子·节用》说：“故孰为难倍?唯人为难倍。”各国君主昼思夜想的是人口的增殖，如《孟子·梁惠王》说：“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人类的心理总是这样，当一种强烈的愿望老是不能实现时就产生非理性的观念，于是就设想出一个叫做“司民”的神，祈祷他帮助人们实现他们那殷切的愿望。因而，在习俗上就产生了一些禁忌，如果代神去清点人口，就是亵渎了神灵，人口非但不会增加，倒可能因此而减少，所以仲山父说“无故料民，天之所恶也”。在世界浅化的人群中广泛流行着这样的禁忌，如野蛮人一般不愿说出他有多少孩子，中世纪欧洲的牧羊人不愿数他有多少羊，而渔民则不愿数一网打了多少鱼。这些都是与周人反对直接清点人口有类似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