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由超大型的人口规模及农民占大多数的事实决定了所要走的现代化之路注定与欧美不同，也与其他任何一个亚洲国家不同。只有农村实现了现代化，农民实现了现代化才算是中国实现了现代化。而人多地少、剩余劳动力多的中国农村，如何实现现代化？ 城市化？小城镇化？这些路都尝试了，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出现了大量新问题，特别是多数进城农民工成为城市底层人口和候鸟式流动大军。于是，近两年的讨论集中到就地非农化上。就地非农化表达了农民不一定要进城，可在本乡本土通过非农产业发展经济，增加积累，提高收入水平。笔者认为，就地的概念是必要的，但是非农化的含义太局限，因此将就地非农化作一修正，改为就地多元化。 什么是就地多元化？笔者认为，就地多元化并非人类历史上已经经历过的现代化模式，而是由人口规模、资源短缺、环境制衡种种要素合围出来的轮廓性的方向。在人地冲突和城乡二元体制、社会化小农村社制长期存在的中国，就地多元化可 能是实现农民现代化的唯一可行方向。 就地多元化的基本轮廓有这样几条：一是农村生态地理环境大体上维持原貌，有相当的比例的农耕土地。二是农民的身份并没有变成城市居民。三是农民的谋生方式多元化。可以在城市或乡镇打工，在农村消费，土地作为生活资料永久保留，打工的收入鼓励其返回农村作为自己和家人享用低价高质的公共服务的代价。四是农村社区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具有与周边城市带相似的水平，它并非基于当地的经济收入而是政府大力推行社会政策的效果。五是社区生活是开放的，与社区外更多交流与互动，人口聚居的程度低于城镇，高于自然村或行政村，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封闭的农村社会，又不同于脱离自然生态生造出来的现代城市社会的居间的生活方式。比起城镇，它的人口构成的同质化程度要高得多、人口也没有那么集中、社区形态相对也比较单纯，它是在广阔的自然空间内被建构出来的更符合人性和人的需求的社会空间。 一、为什么中国只能选择就地多元化 就地多元化是促进农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基于以下判断： 首先是由中国的人地矛盾冲突的规模决定的。 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剩余劳动人口的基数太大。根据2003统计年鉴，接近13亿人口里农业人口的比重达到60.91%,7亿8千240万人，其中农业劳动力有5亿人。按照市场需求、技术、耕地的水平、农田设施等等核算，农业劳动力有1个亿大体上够了。就是说，有4亿农村劳动力是属于就业不充分的农村失业者。其中，到城市打工的有1亿3千万人左右，也就是说，静态地看，有2.7亿人是需要继续向外转移的劳动人口。中国人均耕地太少，不足世界的三分之一，且逐年下降，现在已经减少到１．４１亩，目前每年征占的土地1200万亩以上，25年后，耕地的总量要减少3亿多亩。人均耕地面积会更少。 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设计目标，加快下一步的小城镇建设，到2030年就是“两个对半”，如果一半人口转为城镇人口，到那时总人口为16亿，即使完全达到这一发展目标，也还有8亿人得留在农村。即便城市化率超过60％，也仍然会有40%的人口，6.4亿人在农村生活。 这就意味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25-30年间，中国没有可能将农村人口基本上转移为城市人口。可以预见，农民既不离土也不离乡的生活方式将长久地存在。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就只能是就地多元化。 农村人口就地实现多元化的构想超出了迄今为止的人类经验。人口的规模往往是演成超常态社会和超常态变化的基础。中国的封建社会上千年呈现超常态的稳定结构，上个世纪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以小米加步枪战胜了飞机加大炮，又在30年间初步建立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以及上个世纪最后20年令世界惊诧的经济改革，以及最近几年作为中国崛起标志的经济规模和国内外市场的加速度，都证实着规模的奇迹。同时，规模导致的社会问题也往往超出常规和常识。十几亿人口和几百万或几千万人口是不同的量级。很多事物的通行发展规则，放在十几亿人口的基数上都会发生新的变化。对一个人口小国来说的辉煌成就，除上13亿人口也许算不上什么，而任何微小差误乘上13亿人口，可能就是天大的问题。 其次是城乡的经济增长差距决定的。 中国自2002年开始进入新的经济增长期，其经济规模和市场正在加速扩大。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2002年为8.3％，2003年为9.3％，2004年创造了9.5％的历史记录。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规模达到１．６４９万亿美元，同进入经济迅速增长期的2001年相比，三年扩大了1.4倍。预计到2006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接近2万亿美元，超过英国和法国，居世界第四位。但是中国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相差悬殊，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相差悬殊，目前城市与农村相比，人均收入前者为后者的6倍。人均能源消费量前者为后者的3.5倍，随着中国经济整体的迅速增长，这个差距在未来25-30年内还会加速扩大。未来农村的土地比现在更少，资源更紧张，而且就农业而言，大半摆脱不了小农经济，农村人口的未来将更加艰难。 可以预料，未来农村人口转入城市的机会成本比现在更低，如果不采取有力度的社会政策，加大向城市转移的机会成本，提升农民身份所拥有的价值，城乡对立和社会的不稳定就是必然的。 第三是农民和市民的生活方式的差距决定的。 在现代社会，农民家庭的生产、生活全方位社会化，吃、穿、住、行以及生产环节的种子供给、信息收集和处理、以及所有生产环节统统社会化，但是他们的经营方式是高度分散的。当社会化和小农户两个相反的要素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特征与工业时代的城市居民不可能是相同的。 社会化小农户的生产方式导致人均收入很低，而且只能以算术速度增长。而生活消费被城市现代化拉动，不得不走向高度依赖现金支出。现代社会的衣食住行都是市场商品，特别是卫生、教育、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也都以一定的价格在市场上进行交换，而且必须以现金支出。 现代公共服务逼得农民对现金的需求高度社会化，而且随着公共服务价格的上涨，农民的利益就受到更大的损害。可以说，卫生和教育等方面的社会消费越高涨，农民货币支出压力就越大；货币支出压力越大，货币收入的压力就越大。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农民货币支出排序分别是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生产支出、人情往来支出、其他（主要是建房）。农民进城务工收入大量用于教育医疗支出。 显然，农民就算尽量节衣缩食，使自己的衣食住行少些商品化多些实物化——由家庭户供给，面对只能以现金消费的高度社会化的公共服务也无计可施。尤其基本卫生和初级教育，成为小农户须臾不可离开的基本消费，农民即便维持最低水平的公共服务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