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国正处在转型时期，这是观察中国一切问题的基本点，民族主义问题也不例外。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它的内外关系都涉及民族主义。本文主要考察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民族主义问题。 苦涩的历史回顾 19世纪，民族主义已经在中国浮出水面。对一个被侵略的国家说来，民族主义通常都以保卫和拯救祖国的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就保卫自己的国家而言，尽管成效不彰，但凛然正气成为代代相传的宝贵精神财富。而就救国大计来说，当时朝野上下沉溺于本国传统文化，以文化民族主义构筑了一个抗拒外来先进文化的顽固堡垒，负面作用非常明显。 进入20世纪上半叶，它仍然是一把双刃剑。在抗击俄罗斯和日本两大侵略势力中，它是全国上下同仇敌忾维护正义的旗帜；与此同时，它也显示了不容忽视的消极性。 以对日关系来说，20世纪最初十年，中国政府推行新政，得到日本政府和民间的很多援助。特别是其中两项最成功和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废除科举改革教育；废除固有的法系和司法系统，移植现代法律与司法制度），日本朝野给予的帮助是真诚和巨大的。 但是，辛亥革命后至1945年间，日本冀图把中国变为附属国和殖民地的野蛮侵略行径，给中国人民带来极为严重的灾难。民族主义成了激励海内外大部分中国人反对侵略，维护祖国独立，誓死不做亡国奴的精神支柱。在对外伸张正义的同时，一些对内的负面作用也随之显现。 第一．爱国热情澎湃，情绪压倒理性，一些不恰当的措施逐渐成为常规，带来严重后果。例如，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学生在行使正当的示威权利的过程中，越过司法系统，殴打他们认定的“卖国贼”，火烧其住宅、毁坏其财产，为后来政客操纵学生运动开辟了道路。 第二．在1931~1945年的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国民党政府提出“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口号，中国人为了反侵略而容忍了专制统治。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失去监督，加上民主、法治没有制度化，导致它迅速腐败，为后来的覆没埋下了祸根。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主义的积极面主要表现在海内外华人对祖国富强、统一的渴望和相应的报国行动。但外敌入侵的危险了结后，在民族自大情绪支撑下，毛泽东渲染“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以亚非拉的革命领袖甚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自居，中国再度成了封闭堡垒，举措乖张，岁月蹉跎。 民族主义对开放的阻击 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冲破自我桎梏，革命外交向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和平外交转变，出现了让海内外耳目一新的局面。 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由官方主导转变为民间的自发活动，一再试图阻击改革开放进程。最近十年是这个痼疾的高发期，显示了四个特点： (1) 90年代少数文人的民族主义叫嚣，获得热烈回应。《中国可以说不》（1996）、《妖魔化中国的背后》（1996）、《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1999）等书出版并卖出几十万册，标志着民族主义的狂热情绪，已经在部分人群中蔓延。在这些书中，美国是主要的批判对象。 （2）与美国和日本的矛盾尖锐化。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游行示威席卷全国。2001年中美在海南岛附近发生撞机事件，激起又一波抗议高潮。2004年，因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郁积已久的反日情绪，在日本争取变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的活动刺激下，几个大城市爆发了规模颇大的反日示威。 （3）个别军官越过军纪约束，发表不择手段进行战争的狂妄叫嚣。1999年现役空军大校乔良、王湘穗写的《超限战》出版，鼓吹“彻底做一回军事上的马基雅维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200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又向外国记者表示，如果美国向中国领土目标发射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中国将使用核武器进行还击。 “我们将对西安以东所有城市遭到摧毁作好准备，当然，美国也得做好中国摧毁美国数百个城市的准备。”虽然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郑重声明这些是个人观点，但他们的偏激，体现了一些人的极端和无知，令人吃惊。 （4）与提倡“国学”和传统价值观念的热潮融合。1996年出版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已经提出：“美国最害怕的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如果中国人坚持5000年来一直是强调集体思想第一和注重贡献的精神，那么，美国人是不可能把中国置于它的新殖民主义的强权统治下的。” 对一个转型社会而言，出现民族主义声音是社会趋于多元的正常现象，也是社会容忍多元声音的可喜进展。不过，疯狂、极端的言论居然有那么大的市场，无疑是不祥之兆。于是，有三个问题需要回答。 没落的趋势 第一个问题是：它的发展趋势怎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不会因民族主义而逆转？ 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亨廷顿曾经预言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会发生冲突。十多年过去，他的预言落空。原因无他，这位教授忽视了中国社会的巨变，义和团事件和文革那样恶劣和极端的民族主义不可能在中国重演。 经济基础变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已经深深融入世界。参加WTO五年的实践，出现了中国和世界双赢的局面，多数中国人分享了经济市场化的利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中国拖回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时代。 知识基础变了。中国的大学毛入学率已经超过21%，开始迈入大学教育大众化的门槛。这些未来的社会精英们所受教育，既有往昔意识形态，也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知。研究型大学都鼓励选用国外的原版教材，用英语授课。在经济、法律、政治等社会科学领域，这些大学的学生所学的内容大部分是与发达国家的同龄人相同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各级政府毅然把打算提拔的年轻官员送到发达国家去培训，更新知识，开阔眼界。在这样的知识基础上组建的政府，要回到愚蠢的闭关锁国年代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政府变了。中国政府有时也利用民族主义。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和中美撞机事件后的游行示威，就属于这个类型。一个威权政府统治下的社会，除了矛盾尖锐、社会面临断裂的危机时期，全国规模的游行示威，背后肯定有执政党和政府的有形之手在操控。 但在大多数民族主义情绪发作的事件中，中国政府都持理性的制止的态度。由于政府坚决制止，反日游行和砸日本商店等暴行都是局部的、短暂的。在这个过程中，侵犯公民的政治权利——强行制止一切不是执政党和政府组织的示威游行，是错误的。但其中也透露出一个信息：中国政府不支持情绪化的民族主义，更不支持违法的排外暴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