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化落后论”今天还是中国的现实吗？中国到底能不能扩大直接选举，提高民主程度？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两年来在全国近20个点(包括经济发达、中等发达、欠发达等多个代表地区)进行了广泛调查，于去年底公布调查结果。从相关数据中，我们发现了不少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中国人素质低，搞不了民主？

    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公民素质太低，搞不了民主。

    凭经验观察，选举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它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对选民选举意识的问卷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受教育程度越高，参加选举的态度越积极，当然，这仅仅是一种选举的意向性态度。

    另一组问卷调查表明，选民投票的积极性与选民意向性态度是有差距的。实际上，主动参加选举的选民不到50%，主动参加投票的人中，受高中、中专教育程度的人最积极，占55.1%，文盲最不积极，只有29.2%。另一方面，靠领导动员组织去投票的，随受教育程度增高而比例提高：文盲为12.5%，小学、初中为14.4%，高中、中专为18.3%，大专以上占24.2%。

    但现实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参选态度与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关系会发生扭曲，甚至成反比。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如果认为选举的对象是重要、有作用的，选举程序公正民主，可能会比一般人更积极参与选举；相反，他们会更为消极，甚至抵制选举。可见，受教育程度高低并不是选民选举积极性高低的决定性因素。

    与公民受教育程度的因素相比，公民的政治因素对选举态度的影响更为深刻。调查表明，政治身份越强，选举的积极性越高，如共产党员比共青团员和普通群众投票积极性要高得多。共青团员对选举表示不愿意和无所谓的达24.8%，普通群众不愿意和无所谓的达32.4%，共产党员只有11.9%。各种调查数字都显示，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选举积极性明显高于其他职业的人。

    但是，参选态度与政治因素也不存在直接联系，政治意识要变成政治行动还有许多中间环节和可变因素。这些因素如：政治环境影响；对选举程序的公正性评价；对投票行为的期望和与现实差距产生的态度；对被选举对象的信心；选举行为与自身利益的关系等等。

    这就是说，一个受教育程度高、民主知识多的人在理论上会有更强的民主渴求和更积极的投票行为，但实际中未必会积极投票。调查统计表明，大学生、文化科研人员在许多场合下的选举积极性，比所谓“低素质”的选民群体如农民要低得多。

    所以，用公民素质高低来判断公民选举的态度和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20世纪90年代，当农民们虎视眈眈地盯着投票箱，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强有力地书写“民主”的时候，高素质的城市居民却无视于此，在投票箱边呼呼大睡了50年。

    一个正常的市民社会的政治参与主要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只有选举行为与自己的利益相关时，才会积极投票。如果把选举制度建立在公民的教育程度、政治觉悟基础上，你就很难解释在西方一些国家200年前就开始议会直选。难道说200多年前那些流亡、放逐到北美大陆的异教徒、罪犯和流浪者比今天我们经过50年先进政治思想教育的中国公民的政治觉悟还要高吗？他们在200多年前直选了国会议员，难道21世纪的中国人民只能选举村长吗？所以，以公民素质高低来解释选举制度的推行是很荒谬的。

    大学生和农民，谁更积极选举？

    对大学生和农民这两个群体的选举态度和行为作一比较分析，能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选举行为与政治参与意识的复杂性。

    大学生受教育程度较高，政治意识比较强、是最关心政治、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群体。从理论上说，是选举最积极的参与者，其选举积极性态度肯定是名列前茅。但是调查表明，大学生的选举积极性并不高，常常比农民还低，准确地说学生参与选举是很不稳定的、很矛盾的。他们有时很积极，有时又很消极。

    大学以上文化的人对当前的选举是比较消极的。在选举态度积极性调查中，有13种社会职业，大学生的态度积极性排名第8位，文化科研人员排名第7位，位于农民和自由职业者之后(分别于第5位和第6位)。在参加人大代表选举的态度调查上，表示是主动参加投票的大学生只有41.2%，文化科研人员只有33.8%，农民为59.7%，仅次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业领导之后。

    大学生是一群理想主义的选举群体。如果外部政治环境好，他们对选举对象重视、对选举程序感到民主、公正时，他们会积极参与。他们对选举的价值和过程很看重。如果外界环境不好，或对选举的公正性有怀疑和对选举对象的作用失去信心时，大学生的选举态度会来个180度的转弯，会成为最不积极甚至消极抵制选举的群体。大学生个性和独立性强，对选举的热情积极性常常服从于他自己的个人需要。可见，大学生的所谓民主意识、文化素质、政治热情，是在一定条件下对选举起作用的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还有一些因素是比文化、政治因素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自我意识和利益。

    影响大学生参选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政治生态环境，二是对选举程序的民主化程度和公正性的评价。就是说在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或者政治变革时期，认为选举程序有了民主化的改进，对选举公正性有信心时，学生们就会积极参加。选举对他们来说，有时不是为了追求实际利益，而是为了民主诉求。

    习惯观念中，农民的民主意识和选举能力素质一直被低估。如在问卷调查中，“您认为哪些人会积极参加选举投票？”列举了：党、团员、干部，知识分子，学政治、法律出身的人，农民，普通市民，私营业主、个体户等6种人员。农民被排在最后一位。这就是我们社会对农民的评价，认为农民的民主意识是最差的。

    根据对农民选举意识的调查和访问，我们惊奇发现，几乎所有调查数据都显示，农民对选举的态度积极性、认真态度和对选举改革的信心都排在前面，有时还是最积极的一类。农村比城市的选举积极性要高(农村居民愿意参加选举的比例为81.6%，而城市居民为72.8%)。在十几种职业人员选举态度的比较中，农民常常排在第四五位，选举积极性明显地高于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可见，以“政治素质”论定选民的政治参与态度是没有根据的。农民们有很强的民主诉求和民主能力，对选举相当积极、而且能搞得很好。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