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20世纪中国哲学的视域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作 者】李维武 【作者简介】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 【编 者 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与中国近现代史密切相联系。它在实践上展示了中国人 对现代化道路的艰难选择，在理论上则历经东西方文化几度激烈碰撞和交融，不断创造 和更新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 个思考中华民族命运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领域宽广的学术课题。对于这一课题，我国 学术界广泛开展了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其中也存在一些研究视域方面的 问题。为了能够推进这一课题的深入开展，我们特组织了这组笔谈，围绕研究视域这一 主题展开论述，希望能够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并以此纪念毛泽东 同志诞辰110周年。 【 正 文】 近2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但也有待改进、拓展。其 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目前的研究尚缺乏一种更为广阔的视域，往往局限于马克思主 义哲学史的视域内，只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及其内容，最多涉及马克思 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其他哲学思潮之间的论争，而很少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 中国思想界的多方面联系，很少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其他哲学思潮之间的互动、 交流与融合，很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来研究。这种研究视域不仅难以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殊性，妨碍了对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和理论的深入研究，而且难以揭示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所经历的诸 多思潮对立互动、相激相融的发展历程，妨碍了对20世纪中国哲学史作全面而深入的探 讨。今天，主张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展开“对话”似乎成为中 国哲学界的一种时髦。这种主张实际上蕴含着一个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 学隔离开来，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经过中国化的历程，已经融入了中 国思想界，已经成为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种主张产生的原因不止一端， 但与上述这种狭隘的研究视域无疑是有联系的。正是由于研究视域的狭隘，导致了人们 看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融入20世纪中国哲学之中，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有 机组成部分，而仍然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为两种相互隔离、缺乏交流的哲学形 态，所以才要提倡展开“对话”。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视域亟待拓展， 亟待从那种自我封闭的狭隘研究视域中走出来。 从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比之仅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 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无疑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域。这一研究视域的基本含义 在于：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置于思潮起伏、百家争鸣的20世纪中国思想界之中 ，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中国哲学思潮相互间的激荡、论争、影响及吸取，考 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西方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这两大哲学运动中的位置 与作用，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20世纪中国哲学的曲折历程和丰富内涵。这对于推 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对于推进21世纪中国哲学研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20世纪中国哲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把握20世纪中国 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与提问话语。这种提问方式与提问话语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与以往中 国哲学相区别之所在，显示出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经过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显 示出20世纪中国哲学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哲学文化风貌诸方面的重构与变换。因 此，从20世纪中国哲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十分重视对20世纪中国哲学问题 的探讨，以此为纽结来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思潮间的分合流变。 从哲学观念由抽象到具体、由一般到特殊看，20世纪的中国哲学问题集中在三个层面 上：一是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二是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三是政治哲学问题。其中， 本体论、认识论问题是最抽象、最一般的，而政治哲学问题则是最具体、最特殊的。正 是在这些不同层面上，围绕着这些哲学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各种哲 学思潮相互激荡、论争、交流、融会，进而把自己由一种外来的哲学形态转化为中国自 身的哲学形态，进入中国哲学家的书本与讲坛，走进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对20世 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 这种复杂的哲学运动，以1915年—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为历史的与逻辑的起点。早在1 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已开始传入中国，并对20世纪中国思想界产生 影响。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大思潮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崛起，是在新文化运动时 期。在新文化运动中，思想解放，思潮迭起，诸子横议，百家争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与前提，也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三个层面的哲学问题上与各种不 同的哲学思潮相互激荡、论争、交流、融会，显示出自己的合理性与生命力，并促使这 些哲学问题得以进一步展开与深化，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因此，新文 化运动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第一个历史交汇点。马克思主 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复杂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外来的哲学思潮演变成 中国自身的哲学思潮，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最初的思想出发点。 第一层面是本体论、认识论问题。20世纪的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救亡启蒙，贞下起元 ，多难兴邦，更激起哲学家们对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以此寄托自己的家 国情怀，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围绕着本体论、认识论 问题，形成了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之间的复杂联系。新文化 运动中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成为这三大思潮相激相融的第一个交汇点。在这场论战中，科 学派代表了科学主义思潮，力主哲学走科学化、实证化的道路，其代表人物丁文江就强 调哲学要沿着“科学知识论”的方向发展；玄学派代表了人文主义思潮，力主为本体论 的存在进行辩护，其代表人物张君劢认为当时正是“新玄学时代”；而马克思主义者陈 独秀则对科学派与玄学派都持批评态度，强调只有科学的唯物史观才是哲学发展的方向 。这以后，哲学是沿着本体论路向还是沿着认识论路向发展以及建设怎样的本体论与认 识论，就成为这三大思潮反复探讨、不断互动的重要论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 过这种思潮间的互动，促成了自身的发展：从李大钊、陈独秀最初拒斥本体论，到瞿秋 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再经李达强调“实践的唯物论”(注：参见李达：《社会 学大纲》，《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而至毛泽东创立“ 实践论”，随后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注：毛泽东：《关于人的认识问题》，《毛 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表现出一个由拒斥本体论到认 肯本体论、再走向认识论的变化轨迹。至20世纪80年代，冯契进一步反思这三大思潮在 历史上的分歧与论争，创立了个性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智慧说”， 试图打通知识与智慧、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内在联系。因此，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于 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探讨，不只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思想演变中实现的，而是 通过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诸思潮的相激相融实现的。从本体论问题的层面上看，即使 是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张东荪、叶青之间的哲学论争，也非仅仅是马克思主 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文主义思潮(张东 荪所代表)、科学主义思潮(叶青所代表)之间的论争。在拙著《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 论问题》(注：该书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就曾围绕本体论问题对这三大 思潮进行过探讨。 第二层面是历史观、文化观问题。如何看待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历史翻天覆地的大 变化?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的价值与作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 强烈影响来选择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这些问题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密 切联系在一起，是时代向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提出的重大哲学问题，也是20世纪中国哲 学家们必须首先思考的重大哲学问题。这就使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 展中占有了十分显著、十分重要的位置，引起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的普遍关注和反复探 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也首先是从历史观领域展开的。中国人认识、 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认识、了解、掌握唯物史观开始的。唯物史观的传入 ，使先进的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命运与人类的前途有了新的理解，使他们最终找到了 救国救民的真理，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致 蔡和森的信中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注：毛泽东：《给蔡和森的信》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实际上代表了中国早期一 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看法。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中国化也是通过与20世 纪中国其他有关思潮相激相融而实现的。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围绕着历史观与文化观 问题形成了唯物史观与进化史观、民生史观及种种非唯物史观的复杂联系，出现了马克 思主义哲学、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对中西古今文化问题、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的 不同选择。这种对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的哲学思考不能长久停留在玄想的天国里，必须 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并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显示自己理论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在这 些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最具有实践性格和现实性格，因而最能显 示理论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并由此对其他有关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孙中山的民生史 观、冯友兰前期的历史哲学、梁漱溟晚年的文化哲学，都曾汲取唯物史观的思想资源。 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也从这些思潮中汲取了一些合理因素，如中国 马克思主义正是从文化保守主义那里批判地汲取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由早期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评转向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提出做“从孔夫子到孙中 山”的总结者和继承者(注：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 页。)，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直接结合起来。因此从历史观与文化观看，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是与20世纪中国思想界密切联系着的。 第三层面是政治哲学问题。一些中国哲学家们从西方政治哲学中汲取思想资源，并对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加以扬弃。但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问题更主要是与“中国向何处去” 的历史选择联系在一起，实质上是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所直接提出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 。如封闭与开放、守旧与维新、改良与革命、立宪与共和、启蒙与救亡、旧民主主义与 新民主主义，都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探讨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的探讨往往与现实 政治直接纠缠在一起，较少思辨性，更少玄学味，但对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来说却是极 为重要的，因而引起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的反复思考与探讨，并由此形成了三民主义 、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之间的复杂格局。它们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社会矛盾 的变化及各种政治力量的不断组合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变化，其间既曾有过联盟，又有过 分歧；既有过对抗，又有过互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如新民主主义理论 的提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与构想)，就包含了对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汲取 。这三大思潮之间关系的变化，对20世纪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对现代中国民主政 治的建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是在与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的 相激相融中，显示出自身的合理性与优越性，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重大问题作 出了最有说服力的回答，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 中国思想界看，在政治哲学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激荡与汲取将 会继续下去。 除了上述这些问题外，20世纪中国哲学还有其他许多问题：有的问题是以社会问题的 形式提出的，如女性主义问题、乡村建设问题；有的问题是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相交融 而提出的，如20世纪中国哲学对史学、文学影响问题；有的问题是哲学与教育相联系而 提出的，如20世纪中国教育哲学问题；有的问题则是哲学与宗教相联系而提出来的，如 20世纪中国宗教哲学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反映了20世纪中国哲学与20世纪中国 文化历史的多方面的联系。在这些问题上，也往往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思潮间 的复杂联系。如在女性主义问题上，就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女性 主义之间的复杂联系。李大钊、李达等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而胡适、周 作人等代表了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这两种女性主义在女性解放道路上存在着严重的分 歧。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通过阶级解放来实现女性解放，而中国自由主义者更倾向于 把女性解放看作是对个性自由的追求，但它们又都主张女性从封建夫权制度的统治下解 放出来，对封建夫权制度进行各自的批判，共同推进了女性主义思潮在20世纪中国思想 界的兴起与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选择，固然被中国历史进程证明是正确的；中国 自由主义者的主张也有其不可否认的合理因素，因此这两大思潮也有一个相激相融的问 题。 总之，在过去一个世纪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在这三个层面的哲学问题上与其 他各种哲学思潮激荡、论争、交流、融会，由一种外来的哲学思想转化为20世纪中国哲 学的主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巨大的生命力与影响力，除了具有强 烈的实践性格、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密切联系的一面外，还在于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 潮间有着互激互动的联系，从中显示出自身的理论活力与魅力，显示出理论自身的优越 性。因此，从20世纪中国哲学的视域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复杂联系中把这种理论自身的活力与魅力揭示出来，不仅 将有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而且将有益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