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意识是一套旨在巩固执政合法性与增强执政有效性的执政意识系。[1]它根源于意识形态，对现代政党政治关注的两个基本点——执政合法性和执政有效性有着强烈的关照。强调政党的政党意识，不仅不忽视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而且符合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执政合法性与执政有效性辩证统一，提高执政有效性归根到底也是巩固执政合法性。
西方学者哈贝马斯指出：“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紧紧跟随它前进。”[2]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也指出：“如果合法性下降，即使可以通过强制手段迫使许多人服从，政府的作为也会受到障碍；如果人们就哪一个政权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发生争论，其结果往往是导致内战与革命。”[3]也就是说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不是一劳永逸地就能巩固，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只有不断加强政权的合法性才能防止危机的出现。
一个政党要想长期保证其执政地位，必须充分认识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认同和支持就像暗流一样，拥有巨大的能量，左右着政党的命运。中国共产党政党意识作为党思想观念上的灯塔，它的先进与否关系到执政地位是否稳固。因此，党要坚持塑造执政合法性政党意识，这不仅是现阶段的诉求，也贯穿于整个执政阶段。
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政党意识的实现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一是中国政治文化世俗化和理性化趋势的发展，使中国共产党政党意识的权威性弱化；二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观念长期性的影响；三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极端享乐主义等思想观念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意识的冲击。因此针对这些现实情况，塑造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政党意识的实现途径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 加强中国共产党政党意识的包容性
所谓中国共产党政党意识的包容性，主要表达的是：第一，能够把不同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整合到政党意识体系内来；第二，对具体政策的制定提供更为广泛的指导；第三，利益表达的多渠道。在这里要说明的是：首先，中国共产党政党意识包容性的前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既不是意识形态的更迭，也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多元化。其次，它所针对的是政党意识的封闭性。也就是说一方面在党内形成一种“既严肃又活泼”的局面；另一方面对党外形成一种“互相借鉴，取长补短”的情况。
（一）始终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加强中国共产党政党意识的包容性，不是说动摇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导地位，而必须始终坚持和巩固。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依据，是党组织整合与实现凝聚力的理论基础。在多元化思想观念不断冲击的今天，只有不断地进行创新，才能克服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导理论的弱化，才能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前进方向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这不仅是政治发展的需要，更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内容。
（二）注意对中西方优秀政治思想观念和价值的吸收和改造
首先，要弘扬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观念中积极的部分。
一是注重德法兼有的治国方式。马融在《忠经?政理章》中说：“德者，为理之本也。任政非德，则薄；任刑非德，则残。”[6]可见德治的理念在中国源远流长。至于法治，在《管子?任法》中说：“夫法者，上之所以民使下也”，“天下之至道也，明君之实用也”[7]。只有德、法相济才利于国家治理，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二是民本思想。所谓“君以民为本”[8]，“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9]，这些言论无不透出中国民本思想的光辉璀璨。三是大一统的观念。中国历来崇尚统一，无论是孔子的“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11]，还是赵匡胤的“盖王者之兴，天下必归于一统。其可来者，来之；不可来者，伐之”[12]，虽然两者手段不同，但目的一样。这样的观念，正是中国社会始终能保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四是修身齐家治国的思想。中国人历来重视个人品格的培育和自我修身。《礼记?大学》讲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13]且不论这种推断是否符合逻辑，但对后世的影响巨大。宋代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4]，更是饱含着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其次，西方政治文明中优秀的观念和成果也应为我所用。
和西方相比，第一，西方的一些优秀的政治思想观念是中国政治文化中所欠缺的；第二，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时间较短，对现代政党政治的认识上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西方优秀政治文化的元素和成果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一是，可以借鉴权力制约和监督的相关理念。权力没有制约就会滥用，就会产生腐败现象。欧美国家实行三权分立与多党轮流执政在中国行不通，但是可以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方式。在思想意识上，要强化监督意识。由于长期被监督主体的领导干部监督意识的薄弱，以及部分监督机构、组织和群众监督意识的淡漠，造成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不够。因此需要加强对各级机构、组织和群众权力监督意识的教育。在体制上，一方面，加强全国人大的监督权。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有权监督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工作。另一方面，加强民主党派的监督权。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理应加强民主党派的监督权。而且可以规定民主党派与地方人大享有监督同级党委、政府的执政过程的权力，并赋予法律保障其监督权。当然，人大和民主党派的监督职能的发挥，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自身要有健全和充分的党内民主支撑。
二是，借鉴某些西方执政理念。比如，对政府职能的定位要向淡化行政管理转向强化公共服务方面；明确政府职能，防止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从“细职能、大政府”向“宽职能、小政府”转变等。在选拔人才方面要大胆选用合格人才，不论资排辈，更加注重公开、公平、公正、平等、竞争、择优原则。
当然，在借鉴和吸收的过程中要注意区别和区分，要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注意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二 坚持中国共产党政党意识的人民性
坚持中国共产党政党意识的人民性，也就说要始终以人民利益为导向。
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以人为本”，也就是说要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要维护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就必须实现和满足人民的利益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民众的利益需求向着民主的政治、丰富的文化、健康的生活等更高的层次发展。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意识要紧跟人民群众的步伐，制定符合民众利益需求和变化的政策、措施。既不能简单地从物质利益需求出发，又不能静止地从低层次需求出发，更不能以谋求短期利益而牺牲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否则必然导致执政合法性的丧失。
比如，当前我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间的差距、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过大，两极分化严重。低收入者、社会边缘化群体面对现状，在某种程度上对自身未来缺乏信心，对党的改革、发展的措施和目标产生怀疑；而高收入者、既得利益群体，也往往有不安全感。阶层之间的严重分化，产生的摩擦和冲突，会给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带来潜在威胁。
面对这些情况，宏观上政策的制定要充分考虑广大民众利益，向弱势群体倾斜；从微观上讲，党员干部要有正确的群众观、权力观和利益观，把人民利益时刻放在心上，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