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最重要的欧美国家消费市场快速萎缩，跨国公司拓展海外市场的需求更为迫切。为了降低成本、拓展全球最大的潜在消费市场，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技术合作的动力增强。2009年初，美国把对华高科技出口的逐项审查调整为向我国民用企业发放执照；2009年10月，作为第二十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美方承诺在进行出口管制体制改革进程中，将与中方合作，妥善解决中方关注的放宽对华出口管制问题。欧盟也加强了与我国在大型客机、民用核能和磁悬浮等领域的技术合作。横亘在欧美发达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技术贸易壁垒有所弱化。
　　
　　一、金融危机为利用高新技术外商投资带来难得机遇
　　
　　美国数十年来坚持对中国进行的高科技出口管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保持对中国的科技优势，尤其是军事技术优势，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然而这项政策的后果却是大大制约了美国对华贸易，加大了美方贸易逆差，而且使欧盟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技术进口来源，日本紧随其后，美国仅排在第三位。随着国际政治环境和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评估其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2007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经济经历了百年不遇的经济衰退，跨国公司不得不进行战略调整，以求在金融海啸中赢得生机。在这场源自西方的重大经济结构和产业战略调整中，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无疑成为承接新的国际产业转移的热土。
　　
　　(一)跨国公司延长在华投资产业链，优化地区和产业布局。
　　为占领市场、拓展业务，跨国公司缩短了产品研发和推广周期，在全球收缩业务的同时，增加了对华投资，延长了在华投资的产业链，重点是扩大高技术含量的生产流程，以期通过技术水平的提升增强产品竞争力。
　　美国超成半导体公司(AMD)计划在2009年把新加坡工厂三分之二的设备转移至苏州工业园，其中包括所有的高技术生产能力，使得苏州工厂的芯片生产能力从AMD全球总量的30％增长到70％。同为电脑处理器制造商的英特尔公司(Intel)，2008年净利润下降九成，在全球关闭八家工厂的同时，计划增加在大连新工厂的投资，使其能够生产最先进的新品，并同时向在上海的投资性公司——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追加1.1亿美元的注册资本。
　　三洋能源为了应对中国对镍镉电池生产的限制，把原本在日本生产的爱乐普(Enloop)镍氢电池的生产线转移到苏州，并加大营销宣传。运营总部位于上海的全球第三大专业通路商联强国际(SYNNEX)财务总监表示，公司非常看好中国市场，2009年预计在华增资1亿美元，加强区域布局和网络建设，为二到三年后经济复苏做好准备。
　　
　　(二)跨国公司加强在华总部建设，提高技术研发力量。
　　金融危机条件下，跨国公司为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不得不重新配置全球资源，重点是加强了对生产加工业务密集的中国市场的总部建设和研发中心建设。随公司业务重点转移对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进行调整，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资源配置中的地位更加重要。截至2008年底，外商在上海累计设立总部经济机构676家，比2007年末增加了184家，其中“《财富》世界500强”中已有60家在上海设立了地区总部。
　　同时，随着在华研发中心的设立和产业链的延伸，跨国公司对管理和技术的要求提高，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大量进入中国。随着跨国公司业务在中国的快速提升和发展，其在中国本土人才的培养和工业装备技术水平的提升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我国产业振兴迫切需要高新技术外资。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政府制定实施了规模宏大的经济振兴计划，一方面加大了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入，为新一轮经济快速增加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制定了包括汽车、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钢铁、石化、轻工、有色金属以及物流业十个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其中重点是加强科技创新，支持自主创新产品推广应用，发挥科技对产业振兴的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在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实施过程中，如何发挥外商投资的作用，既是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方面，也是利用高新技术产业外国投资的重要机遇。
　　
　　二、新形势下加大利用高新技术外资的几个着力点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有利于加快利用高新技术产业外资，我国各级政府应从长计议，精心谋划，做到定位准确、政策到位、服务跟上，切实抓住难得的机遇期，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利用外资的步伐，提高质量水平，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克服内外需不足的眼前困难，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用全球视野谋划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利用外资的总体战略规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吸收高新技术产业外资工作，在全国设立了数十个国家级高新产业园区，各地方政府也设有本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对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带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形成的新的经济带和产业带正在梯度北移，原有的高新产业园区功能落后，作用减退。因此，各级政府应该站在世界角度谋划后危机时代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利用外资的总体战略，整合国家级和地方各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资源和功能，提升高新区要素聚集的质量，为扩大吸收高新产业外资打造更加有利的环境，进而全面推动我国高新产业发展，推动结构升级。

    (二)保持财税、土地等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近年来，我国政府进行了多轮外资政策调整，外资优惠政策逐步取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而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流动性不足使得各国吸收外资更为积极，我国吸收外资的政策竞争力减弱。外资企业纷纷表示政策的变动较快且不可琢磨，很难制订相应的企业长期战略，无法系统规划和梯次投入，甚至出现经营用地在合同期内都被收回的情况。创新是产业进步的重要动力，但大多数技术和研发投资的回收期较长，投资风险较大，金融危机导致的资金链收紧必然减弱企业研发的动力。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证明，投资政策的稳定性，是企业选择投资东道国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我国只有进一步提高外资政策的稳定性，才能更加从容、稳健地吸收高新产业外国投资，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
　　
　　(三)整合资源，因地制宜提升外资利用质量。
　　高新技术产业外商投资强度大，单位面积产值高，对经济贡献大，对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都有较高的要求。新形势下各级特殊监管区在中国利用外资中的战略定位和作用需要重新认定，要避免各高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产业门类上的趋同化发展模式。依靠开发区吸收外资需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各地区应该根据自身地理位置、资源物产、金融环境、人力资源、产业结构等要素禀赋特点，有针对性地吸收高新产业外资，实现差异化发展，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避免一拥而上和盲目招商，为外资提供全流程的呵护服务，营造更加有利的营商环境。
　　
　　(四)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财税支持和重点扶持安排。
　　利用2009年的结构性减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在对高新技术企业给予所得税优惠的同时，对重点行业大型跨国公司研发类投资免征购置设备增值税。上海商委反映现有享受高新技术优惠政策的企业尚不足制造业总量的百分之一，政策的作用很小。应提高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科学性，增加高新技术企业的覆盖率，充分考虑金融危机下企业的发展，对业务增长率等评定指标暂缓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