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GDP是为了衡量市场（不包括家庭）的经济活动，源自对市场生产和就业的考虑。然而，就国民的幸福而言可能与国家的产出有明显差异，将GDP作为幸福的衡量标准是不适合的。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曾对幸福的衡量标准提出过十二条建议，十分有借鉴意义，笔者认为本着与时俱进，继往开来的精神，应当改进幸福衡量标准，并将改进后的标准作为决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
一、 GDP作为幸福衡量标准的误区
最初引入GDP是为了衡量市场（不包括家庭）的经济活动，源自对市场生产和就业的考虑。然而，这类衡量标准越来越被认为是对社会幸福状况的衡量标准。有缺陷和偏颇的衡量标准可能导致我们做出错误的推论，从而影响经济政策。努力让国民更加幸福的政治家会被拉向不同的方向，将GDP作为衡量幸福的标准的做法很容易让他们陷入一个二元悖论的困境：牺牲增长来改善环境，亦或是保持增长却恶化环境。
但是，如果将环境和资源可持续的问题纳入社会幸福的衡量标准，那么GDP的衡量标准尤其具有误导性。改革开放期间占GDP最大比重的工业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工业化的快速扩张，一方面驱动GDP总量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导致以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石油石化、化工、电力、建材、造纸、水泥、建筑为代表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过度扩张，严重破坏了环境，也使得某些资源面临着即将耗尽的危险。
就国民的幸福而言可能与国家的产出有明显差异，人们在评价物质幸福时重视生活环境、收入和消费而不是经济产出，在家庭中发生的经济活动对个人幸福的贡献超过发生在市场的经济活动。我国的GDP在大幅上升的同时，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和GDP的增长速度差距越来越大，再加上过度扩张的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以及其所带动的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引发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这三者都是近年来国民幸福感下降的主要因素。
二、 如何测量幸福
既然GDP不适合于作为幸福的衡量标准，那么如何测量幸福呢？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对此曾提出过十二条建议，十分有借鉴意义：
1. 用收入和消费而非生产来评估物质幸福。GDP主要衡量市场生产，但经常被看待成一个衡量经济健康状况的标准。混淆二者可能令人对人们的情况产生误解并导致错误的决策。物质生活水平与实际收入和消费的关系密切。在把贬值、流入和流出一个国家的收入以及产出价格和消费产品价格之间的差额计算在内后，生产可能扩大，但收入减少了，或者生产缩小但收入增加。
2. 注重家庭角度。虽然总体上跟踪经济表现能提供一些信息，但是通过家庭收入和消费可以更好的了解国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发展趋势。家庭角度需要考虑不同部门之间的支付款项，比如政府缴纳的税款、政府提供的社会救济金和向金融公司支付的家庭贷款信息等。如果精确定义，家庭收入和消费还应反映政府提供的非现金服务价值，比如由政府补贴的医疗保健和教育服务等。
3. 统观收入、消费和财富。收入和消费对评估生活水平至关重要，但是最终只有结合财富信息才能计算收入和消费。就如某家公司财务状况的一个关键指标是它的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也适用于整个国家的经济。财富量对衡量可持续性也至关重要。我们转入未来的东西必须以存量表示—物质、自然、人力和社会资本。正确同样计算这些存量至关重要。
4. 优先考虑收入、消费和财富分布。平均收入、消费和财富是有意义的统计数字，但是它们并未给出生活水平的全部情况。例如，不同群体的平均收入的增长情况是不均匀的，另一些家庭的经济状况相比其他家庭要差一些。要从收入，消费和财富同时获得三者联合呈现的家庭状况信息。
5. 把收入测量扩展到非市场活动。家庭和社会的运转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例如，人们如今在市场上购买许多在过去从其他家庭成员得到的服务。然而家庭自供的许多服务没有体现在官方的收入和生产数据中，因此在这一领域需要开展越来越多的系统工作。我们应该从人们如何使用时间的情况着手。除核心的国民核算数据之外，对家庭活动进行全面和定期的描述可以对情况作出补充。
6. 生活质量取决于人们的客观状况和能力。生活质量取决于人们的健康、教育、日常活动（包括获得体面工作和住房的权利）、政治参与程度、所处的社会和自然的环境、以及塑造个人和经济安全的各项因素。
7. 所有生活质量指标均应全面评估不平等状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任何生活质量评估都不能脱离对人类的不平等境况的评估。生活质量的各个维度都需要有适当的衡量不平等的尺度，其中每个衡量尺度都意义重大，没有哪个尺度拥有凌驾于其他衡量尺度之上的绝对优先权。
8. 调查应评估每个人生活质量不同领域的关联，不同的政策在设计阶段就应使用这些信息。如下问题至关重要：生活质量的某个领域的发展如何影响其他领域，所有这些领域的发展跟收入有何关系。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多重劣势给生活质量造成的后果远远超过它们各自的影响的和。
9. 统计官员应该提供累积不同生活质量层面，允许建立不同指标的信息。尽管评估生活质量需要多元化的指标，人们人们仍然需要建立概括性的单一标准或综合标准。一些类似标准已经获得使用，比如一个国家整体的平均生活满意度和聚合各个客观领域平均水平的符合指标。
10. 衡量客观幸福和主观幸福的测量，都是人们生活质量的关键信息。统计官员应把捕捉人们的生活评估、快乐经历和自身调查的优先次序整合在一起。研究结果显示，收集主观和客观幸福的有意义而可靠的数据是可能的。主观幸福包含不同方面，比如对一个人生命、幸福、满意度高兴和骄傲等积极情绪、痛苦和抱歉等消极情绪的认知评价等等。我们要分别衡量各个方面，以便为了获得对人的生活的更加全面的评价。这些主观衡量标准提供了有关生活质量的重要信息。因此，在小规模和非正式的调查中证明有用的那类问题应该包括在统计机构开展的大规模调查中。
11. 评估可持续性，需要一系列明确的指标。这些指标的显著特征在于，它们可以被解释为某些基本“存量”。可持续的货币指数是其中之一，但是根据当前的技术发展水平，它任然应当主要着眼于可持续性的经济方面。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非常关注如何测量和评估可持续性。关心子孙后代能否延续目前的幸福水平。可持续性关注的是未来涉及未来的评估，因此对它的评估涉及很多假定和标准选项，相当复杂。单独评估可持续性，意在补充当前幸福或经济绩效的测量。将当前幸福与可持续性混合在一个指标里，可能会令人困惑。我们需要一些指标来测量可持续性，需要弄清未来幸福的不同影响因素在量上的变化。可持续需要几种“存量”同时保留或增加，比如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人、社会和实物资本的数量和质量。要从一种较为简单的方法着手，即着眼于计算一些项目的货币总量，比如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某些自然资源。用合理的评价方法对于这些项目进行评估，从而可以判断一国是否过度消耗了它们的经济财富。
12. 可持续性的环境方面应该根据一组精选的实物指标对环境的可持续性做单独的进一步研究。尤其需要清晰的指标来测量接近环境破坏的危险水平的程度，比如气候变化或鱼类资源枯竭等危险。人们很难用货币价值测量环境状况，因此需要用单独的几组实物之指标来监控。当环境替代方案不可逆转或者不可持续时，情况尤其如此。所以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尤其相信，需要一个清晰的指标来测量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是否接近气候变化的危险水平，或者测量可以合理预期未来会达到这种浓度排放水平。气候变化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是一个需要跨国衡量的全球问题，这类实物指标只能在科学界的帮助下才能确立。

斯蒂格利茨在长达三百多页的报告里提醒各国政府，既要有能力测量市场生产，更要有能力测量人的幸福，关注未来幸福。笔者认为，表面辉煌的经济增长如果是以损害未来为代价实现的，利润如果是建立在价格泡沫的基础上，人民幸福感如果持续下降，那么社会矛盾必将激化，2011年发生的美国债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已经表现出人们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马克思曾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从当今局势来看，笔者认为被归类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也能够决定经济基础。马克思此言本身就是一种固有的意识形态，随着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和变革，本着与时俱进，继往开来的精神，我们有必要对本身的意识形态进行更多的探讨和改进，应当改进现有的幸福衡量标准，并将改进后的标准作为决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1]斯蒂格利茨.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 新华出版社,2011
[2]刘伟，蔡志洲.从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 中信出版社, 2006
[3]吉利斯-罗默,诺德格拉斯.发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