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寒山诗
　　
　　一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翻译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然而传统翻译理论大都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虽然从这一角度研究翻译曾大大地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传统翻译理论对于翻译问题的探讨往往只关注语言文字层面的对应，翻译活动被看成一个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过程，而影响和制约翻译过程的外部因素的研究则被完全忽略了。［1］其次它对翻译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原著的权威地位上的。以语言转换观和原著中心论为核心的传统翻译观导致了对翻译主体的遮蔽，尤其是对译者的忽略，译者通常被比作“舌人”、“媒婆”等。因此，我们的译者/翻译家研究就只局限在语言层面上评价其译作的得失，而不能从文学、文化层面来评析他们的文学和文化贡献。［2］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崛起［1］，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转向使翻译研究者不再纠缠于规定性的指令，而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翻译不再被看作是文本之间的转换，而是目的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1］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翻译主体的问题，对翻译主体的研究，使人们越来越关注译者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对翻译的影响。但关于翻译主体性，译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有一种观点认为翻译主体性是指译者、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性和他们的主体间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翻译主体性就是指译者主体性。本文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那么，什么是译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的文化和审美创造性。它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具体地说，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2］
　　本文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出发，通过对译者译本的选择、解读、表达以及译者在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四个方面的阐述，试图分析和探讨在当时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加里•斯奈德在翻译寒山诗的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二、寒山、寒山诗及其翻译
　　
　　寒山，唐代隐逸诗人，隐居于浙江天台翠屏山寒岩。隐居期间寒山头戴树皮帽，足登破木屐，打扮奇异，行为怪诞，人称“疯癫汉”。居寒岩后，寒山常在林间水边唱偈吟诗，并书之树间石上和田野人家的墙壁，有“好事者随而录之”，约三百余首，编为寒山子诗集。［3］
　　据台湾学者陈慧剑考证，寒山诗流传下来的有314首之多。这些诗富藏禅理，然而语言通俗，极为口语化，有时甚至以难登大雅之堂的粗语、俚语入诗。然而我国的诗学传统强调从内容到语言的雅致和含蓄，因此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寒山诗未能取得传统文人志子的认同和青睐，［4］被正统的文学忽视以致排斥。
　　虽然在本土的文学传统中长期受到忽视，但寒山诗在国外却很受欢迎，尤其是在日本和美国。寒山诗被介绍到美国是20世纪50年代，当时美国正盛行禅宗。目前较为通行的英译寒山诗有三种。有亚瑟•魏雷(Arthur Waley)1954年译的27首寒山诗。1958年加里•斯奈德(Gary Synder)在《常青藤》(Evergreen Review)杂志上发表了24首有关寒岩和禅境的寒山译诗。1962年伯顿•华特生(Burton Waston)选译寒山诗124首。三个译本中斯奈德的译本影响最大，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得到了普及，成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食粮。
　　
　　三、 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
　　
　　加里•斯奈德，美国当代著名诗人、翻译家、禅宗信徒、环保主义者、BG代表人物之一。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攻读东方语言文学期间，斯奈德在著名汉学家陈世骧的指导下开始翻译寒山诗，后来他东渡日本学习禅宗，1969年回到美国后，他定居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山区，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同时继续广泛地游历、阅读和讲学，并致力于环境保护，成为美国环保运动的代言人。［5］1958年，斯奈德在《常青藤》杂志上发表了24首寒山译诗。1965年，他将其并入新的集子《砌石与寒山》（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出版，寒山诗在美国也由此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一）选择文本
　　 译者的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从选择文本开始就体现出了其对翻译的影响。译者的兴趣、个人经历和翻译目的等都会影响到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
　　斯奈德选择翻译寒山诗就与其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有着紧密的联系。斯奈德很小的时候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痴迷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的禅宗。他一生阅读了大量东方经典著作、佛经和中国诗歌，还东渡日本（1956-1968年）研习禅宗。斯奈德对东方文化，尤其是对中国佛经与禅学的热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其选择寒山诗来翻译。
　　其次，斯奈德的个人成长经历也是促成其选择寒山诗进行翻译的原因之一。斯奈德出生于农场主家庭，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荒莽山地中度过的，在长年累月的伐木和与自然息息相通的劳动实践中，练就了一身登山和野外生存的非凡本领。他隐居的西艾拉•内华达山同样地处偏僻，远离喧嚣，斯奈德在这里打坐参禅、写诗劳动。偶尔外出，或是到人迹罕至的西藏雪山探险，或是到旷野的阿拉斯加游历，行踪所至，一般总离不开山野。斯奈德非常强烈的“山野情结”与寒山不谋而合。
　　再次，依据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代表人物勒菲弗尔的观点，翻译是一种受制于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的过程；译者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包括翻译目的、翻译方法、翻译选材等均会受到译入语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为了使自己的译作符合译入语的主流文学观，为了取悦大多数读者，为了使译作达到预期的效果，译者通常会选取那些符合译入语诗学的作品来译。斯奈德所处的时代正值美国在二战后经济进入高度工业化阶段，但现代工商业机械文明对人的压抑与异化也使得各种社会问题日渐暴露。斯奈德意识到了这一点，试图将禅玄互证、佛老结合作为对西方文明的补充结构和矫正力量［6］，忠告美国公众。他还试图在美国文化中引入东方文化的特质并继续沿袭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现代诗歌的影响来巩固美国文化自身的大传统。［4］ 所以尽管寒山一生著诗无数、题材也相当广泛，但斯奈德所选的这24首都是有关寒岩和禅境的，而对原诗中那些劝世诗、宣扬孝道诗以及大量充满谐趣的俗语诗则仿佛视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