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的自然环境总的来看不是那种需要男性力量征服才能生存的严酷类型。由于有海洋这一天然屏障，日本历史上几乎从未受到外来侵略和统治，因而也没有抵抗外来侵略的体验。这同曾不断与异民族作战、不断经历异民族统治的西欧或中国的情况不大一样。日本自然和历史的这一特点与古代日本长期处于母系社会、日本文化带有女性特点的重要原因有关。我们知道，传统日本人信奉的最高神是伊势神宫的“天照大神”，据说她是一位代表大地、具有极大包容性并给世界带来极大恩惠的女神。与这种女神崇拜有关，古代日本将自己的国家称为“ぷなす国”，具有生育能力的大神叫“产土”(うぶなす)，并对生殖、生育行为给予很高评价。女神信仰与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相对和平的历史经历等因素相辅相成，对日本民族的价值观和性格带来了影响。日本人的性格具有感受性和情绪性较高的特点，而这样的特点通常被说成是女性更具备的。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上，有的学者称日本的外交是“带有女性特征的外交”(注：)。具体表现是：日本外交的理念常常不是基于某种理性的判断而是受某种情绪的支配，因而常做出一些非理性、非常规、在外人看来难以理解的行为，有时表现出某种女性特有的间歇性的非理性表现。“日本人平时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比较淡薄，但非难和侮辱一旦超过一定限度，或者一旦切身感到生存威胁的时候，便会无视合理性计算和力量的对比，出现一种强烈的国家意识，爆发一种具有母性国家特征的集团性歇斯底里，会表现出超越限度的猛烈抵抗，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注：)这一点也许就是日本学者和迁哲郎所概括的“静穆的激情”、“战斗的恬淡”性格的表现。根据日本学者会田雄次的看法，日本人的歇斯底里症有三个特征：第一，无视周围的状况、自己的立场和能力等客观条件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第二，当要求不能马上得到满足的时候会变得发狂；第三，不进行努力的准备工作而指望获得成果。具有这种体质的人，常常任性而抱有劣等感。(注：) 能说明这一特点的最新事例是2002年发生的“沈阳领事馆事件”。媒体对这次事件经过有详细报道，这里不再重复。这次事件令中国人感到惊讶的是：第一，日本为什么对这次外交事件做出那样的过激反应?事件发生后，从首相到外相、次官、参议院议长，一致指责中国武警“侵入”，并要求中国方面道歉。日本各电视台反复播放有关武警拦截妇女的录像片断，媒体一片“抗议中国侵犯主权”之声，可以说舆论处于一种“集团性歇斯底里”之中。第二，日本人为什么在没有调查事件真相的情况下就匆忙下结论?按一般处理事件的方式，应先调查事件真相而后下结论或采取相应的外交行动，但这次事件却是激烈反应和外交行动于前而调查于后：2002年5月9日，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竹内行夫约见中国驻日本大使武大伟，指责中方不理会领事馆官员提出的调查闯馆者的要求就将他们强行带走，违反了《维也纳公约》。5月10日，外相川口顺子召见中国驻日大使，要求中国就这起事件道歉。而日本正式调查结果是5月13日下午公布的。这可以说是一种违背常规的非理性反应。 其实，考察日本外交史，类似这种“集团性歇斯底里”的表现并不鲜见。例如，1891年，俄国皇太子率舰队来日本，日本人认为这是俄国人为侵略日本来侦察地形，一个叫津田三藏的巡警便行刺皇太子。此事震撼了整个日本。日本人认为俄罗斯要报复，日本要完了。政府首脑急忙到京都看望被刺者并诚恳谢罪，来自各社团、学校、公司的慰问电报接连不断。一个与津田三藏没有任何关系、名叫北@①勇子的27岁的女子，急赴京都，在市政府门前自杀并留下了向俄国谢罪的遗书。佛教各派的总部(本山)都举行“御平愈大祈祷”，并规定今后出生的孩子一律不能取名为三藏。 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类似的例子。如日俄战争结束时在签订《朴次茅斯和约》后日本人对条约内容不满而引发的民众暴动——“日比谷焚火事件”(注：日俄战争结束时，日本与俄国签订了和约。日本国内很多人对和约中俄方没有向日本进行战争赔偿强烈不满。而当时日本的实际情况是，日本虽取得战争的胜利，但元气大伤，已无力再战。民众不了解这一点，当时几乎所有报纸都一齐煽风点火，鼓吹再战。在这种气氛下，1905年9月5日，3万余人在东京日比谷公园集会，要求废除和约，继续作战。集会发展为暴力，烧毁了2个警察署、219个派出所、13个教会、53处民房，全国一时陷入无政府状态，政府不得不发布戒严令。)、二次大战中为德军的闪电战所迷惑而仓促参加三国同盟的经过、二战中像“神风突击队”那样的具有鲜明的日本特点的“特攻”、“一亿玉碎”、“十死零生”的做法，20世纪60年代的某些激烈行为，可以说都带有日本式“集团歇斯底里症”的特征。 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日本有时还表现为带有母系社会特征的大家庭主义，即日本在处理某些事件上显示出整个日本为一大家庭、一个人的行为连带着整个家庭的倾向。“以女性社会特有的大家庭主义思考为中心的日本人，在解释他国国民的行动时，不能冷静地认识到自己与他者之间的异质性，容易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感情强加给对方。”(注：附图) 假如岛国的周边也是规模和文明程度类似的国家(如英国与德、法之间)，情况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但日本不仅是一个岛国，而且在近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作为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圈中的一员而处于东亚文明中心的边缘地位。这一独特位置给日本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带来了两个特点：第一，交往限于少数国家；第二，不是把对方当成一种异质的文化来认识和评价，以平等之心态进行交往，而是当成一种具有同质性的、处在或高或低位置的、通过学习可以改变相互位置的存在。历史上，日本一直将中国作为模仿的样板来加以观察认识，或为了取得来自中国的认可，或为了摄取中国文化而认识中国。历史和地理为日本提供以平常心态、平等地与多国打交道的时间太短，近代以前可以说日本没有真正的外交(日本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始于近代，关于日本外交史的文献也大多从近代日本开国谈起)，故古代也没有产生系统的外交理论。这种独特的历史体验使日本在认知“自国”与“他国”问题上带来困惑，较容易出现极端，容易将认识对象加以美化、理想化，而当理想破灭后又容易走向鄙视。日本有一种对自己在国际秩序中位置十分敏感的心态并时常出现定位的困难。例如，古代对中国充满了崇敬并参照中国定位自己，但这种崇敬其实带有美化和理想化的成分。而当近代日本理想中的中国形象破灭以后，便参照西方国家定位自己，走上了“脱亚入欧”之路，鄙视和侵略中国。这个转变使日本由原来处于中国系统的边缘地位变为处于西欧系统的边缘。近些年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高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日本又提出了回归亚洲的口号。然而，实际情况是，日本既没有完全“入欧”也没有完全“归亚”，它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现在的日本可以说既担心被西方国家抛弃又担心成为“亚洲孤儿”。当然，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会在某些时期参照“他国”或“他民族”来定位自己并改变自己的地位，但像日本这样对自己的位置如此敏感、如此多地出现“定位困惑”的国家的确少见。从民族心理上说，这是日本在“自我认知”问题上出现困惑的表现。 伴随这种“定位困惑”的是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和被害意识。日本不仅担心自己落后，担心被抛弃，还担心受害。日本人有一种把自己描绘成弱者、受害者的倾向，有一种被害意识存在于他们的心理深层并不时在对外交往中表现出来。需要指出，近些年日本出现“中国威胁论”也是出自“中国强大后日本将受其害”这一假想之上。同样的态度也表现在对韩国、朝鲜等国的看法上。(注：1998年8月31日朝鲜发射卫星(一说导弹)。一时间，“日本还能保证安全吗?”、“如果不能保证安全，日本怎么办?”等问题充斥媒体。日本还出版了诸如《假如与朝鲜作战》为题的特集杂志。另据共同社1999年7月12日所发消息称，在朝鲜1993年发射“劳动”号导弹之后，日本航空自卫队便开始在绝密状态下研究利用战斗机空袭朝鲜导弹发射基地。这项研究把位于日本海东海岸的朝鲜曾发射“劳动”导弹的卢洞基地设定为打击对象。与日本的这种过度反应相对照，韩国金大中总统曾拒绝美国提出的轰炸朝鲜的建议。)从民族心理上来说，这种担心出于一种与不安全感相联系的受害意识。日本心理学者小此木启吾指出：“由于日本人的心理太图式化，总是将攻击自己的人视为一种强大而狡猾的存在，自己是软弱的牺牲者，从而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辩解。日本人总是要设置一个自身忍耐力的界限，尽管还不知道自身是否是弱者。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做法。这个战争是在‘鬼畜英美’的叫喊声中长年积累了的仇恨的释放，后来出现了偷袭珍珠港那样的事件。也就是说，当受到他人的威胁或者攻击的时候，日本人马上认为这是不正当的，然后将自己描绘成一副软弱、无防备的牺牲者的样子，并据此向攻击者要求某种明确的赔偿，或者深深的谢罪，严重时要求支付费用。日本人的这种被害者意识也频繁见于国内外的商业活动中。”(注：Robert M.March、PHP、研究所、1988年、32页。)在影响与亚洲国家关系的“历史认识”问题上，日本也总是强调自己是战争的被害者而不去认识自己首先是加害者这一事实。二次大战时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与当时日本人“与其被害于后，不如加害于先”这样一种民族心理背景有关。 二、“和”、“合意”、“根回し”与“暧昧”的日本外交 国家之间的相互往来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而一般来说国家只有通过其内部结构培育出来的代表国家利益的精英人物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和影响。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人物是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一个国家的杰出人物，显然是因为他们的言谈举止乃至心理与国家的民族精神相符，即他们体现了具有本民族特征的文化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一个国家的外交模式视为该国人与人之间关系模式的一种投射和延伸或无不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