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考古学是根据保存在考古记录中的物质遗存来重建和了解过去人类行为的学科。考古记录包括两个方面：我们肉眼所见的所有人工制品，也即所谓的显性材料；还有在这些物质材料中隐藏的所有信息，也即所谓的隐性材料。因此，考古记录作为一个整体，其研究应当包括显性材料与隐性信息的整合。因此，这需要对横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进行整合，前两门学科注重显性材料，而后一学科更注重隐含的信息。这里便出现了一个问题：考古记录的不同部分是由不同学科背景、采用不同方法的考古学家进行研究的。这不是一个是否运用科学手段的问题，而是1许多考古学家把考古学看作是一门科学领域。仁者见仁，正像科学家们各执己见一样，“科学”一词在不同考古学家心中概念各不相同。我个人认同范曼所普及的观点，本文中“科学”的合适定义是：评估某项观察不确定性的范围。根据现有证据对不确定性进行了仔细的评估，这就是科学。如果某信息的可靠性根据独立的信息来源及其可靠性进行了评估，那么阅读文本就是科学的。如果各种观察能以这样一种方式被记录下来，使得遗址构造能够重建，而要做到这点，地层学的各种证据必须很好保留，这样的田野考古才算是科学的。 科学当然不会将自己囿于枯燥的事实，而“稳重的科学界”也从不妄言“真理”一词，它指确凿无疑，这是不存在的。 几乎每篇科学论文都有一段结论，其中新材料与不确定性程度的评估放在一起陈述，如果其中含有数字，也会指出其测量误差。在研究结果部分之后会有一段“讨论”章节，解释数据的含义，并提出更广泛的推断或思考。同样的格式也适合考古学研究，并经常采用。我觉得，考古学研究与自然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之间最主要的差别，是与讨论（或漠视）不确定性的方式相关，考古学界期望研究者做出推断的程度远甚于大多数自然科学。这种差异更多见于传统领域，这很可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所有考古学家都是在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领域受训的。 考古学实践在本质上是科学研究。考古研究是进行细致的观察，并以不同方式加以证实，然后用其他业已确认、并与新的观察相一致的观察进行解释。这才是好的考古研究。 考古学是一门硬科学 在《知识大融通》（Consilience）一书中，爱德华·威尔逊写道：“每个人都知道社会科学极难。它们本身就要比物理与化学难上许多，因此，它们虽非物理化学，也应当叫作硬科学。它们看似容易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可以跟其他人交谈，而无法与光子、胶子以及硫基沟通。”考古学甚至比社会科学还要难，因为我们只能通过那些出土物质遗存来与过去人类“交谈”.认识到考古学在所有历史科学中很可能是最难研究的领域，对于如何用最佳方式来解决那些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基本的第一步。而且，这种认识对于在某时间段内能解决哪些问题，以及评价那些成功地将可靠观察添加到公众知识库中的考古研究时会带来较低的期望值。因为无端的推测为人所不屑，所以这种较低的期望值会使考古学更加枯燥乏味，但另一方面，它会激励最出色的考古学研究。 历史回顾 在《考古学思想史》一书中，布鲁斯·特里格将丹麦学者克里斯蒂安·汤姆森（1788~1865）的研究成果看作科学考古学的肇始（第三章）。汤姆森知道，总的来说，石器的制作早于青铜器，而青铜器的制作又早于铁器。他通过发现一种系统方法来分辨青铜时代制作的石器以及铁器时代制作的青铜器以解决这个问题。要做到这点，他不仅留意这些人工制品的原料，而且注意它们的形状和纹饰（排列法），并特别注意共生背景中出土的器物组合。以这样的方式，他能够将器物按时代顺序排列。该方法当然具有可预见性，并可以由其他研究者用相同的标准对不同材料进行操作---它具有科学方法的所有特点。 另一位对于科学考古学的肇始作出杰出贡献的丹麦人是詹斯·沃尔塞。步汤姆森的后尘（他们两人都在今天位于哥本哈根的丹麦国立博物馆工作），通过将诸多考古遗址的地层与不同层位中出土的器物相对应来检验三期论这个方法。特里格也提到了斯堪的纳维亚人斯文·尼尔森（1787~1883）的杰出贡献，尼尔森师从法国着名古生物学家居维叶，他倡导利用民族志标本来了解考古发掘出土人工制品的功用。 特里格认为，斯堪的纳维亚科学考古学的发展并非基于早年由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为将化石标本按相对年代排列而开发的模式，而是受到了启蒙运动社会进化理论的启发。丹麦实际上是接受源于法国的这些思想的最早国家之一。虽然斯堪的纳维亚的考古学方法传到了欧洲的其他小国（特别是苏格兰与瑞士），但是并未对英国和法国的考古研究产生直接的影响，这两个国家主要还是采用古生物学方法来研究人类化石以及共生的人工制品。这种研究当然也是基于科学的方法。因此，现代考古学的基础从一开始就牢固地建立在科学方法之上，尽管斯堪的纳维亚的方法源自历史学领域，而法国及英国的方法源自古生物学领域，采用民族志方法稍后与人类学领域相伴。其关注焦点过去是、现在仍是根据保存的物质遗存来了解过去的文化。 二十世纪初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一些化学及显微技术被用来解决考古学问题。最早的一项化学技术就是根据骨骼中的含氟量来进行相对断代。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些研究对于考古领域从事的研究几乎没有产生本质性的影响。 一个显着例外是奥克莱与人类学学家 J.S. 韦纳共同进行的研究，采用骨骼化石的化学分析，揭露了皮尔当人伪造的骗局。然而，根本的变革是威拉德·利比开发的放射性碳断代技术。该技术不仅能够对届时作为大部分考古研究基础的相对年表进行独立的核对，而且也首次提供了绝对年代的数据。虽然它在采用方式上常常会做科学的权衡（与预期的不合的年代数据被放在抽屉里不予发表），但是放射性碳测年技术在考古研究中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自放射性碳断代方法出现以来，各种其他分析手段也被用来解决考古学问题。其结果是，今天某项发掘的解释不仅立足于肉眼所见，而且也要采用那些通过显微技术和其他分析手段提炼的所有信息。这些信息的总和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利用由显性材料与隐性材料构成的考古记录。 考古科技 如果自十九世纪初以来的考古学本质上是科学的话，那么将“考古科技”指称为一个下属的领域就显得毫无意义。事实上这并非如此。所以，即便概念上不存在这样的一个下属领域，当考古学家在谈到考古科技（archaeologicalscience）或科技考古（archaeometry）时其潜意识仍有所指。这点可从以这两个名称命名的两本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得到证实。就像所有科学研究一样，这些文章大多分析考古遗址出土的材料，自然带有它们的考古学背景，其结果对较完整的图像具有启示。 即使在考古学整个领域是立足于科学方法的前提下将“考古科技”视为其下属领域并不符合逻辑，但是实际上大多数考古学家是在人文学科领域受训的，结果在应用科学方法时相较于所谓的考古科学家（archaeological scientists），存在态度上不够严谨的倾向。这种情况因某些考古学家倾向于强调考古学某些更有意义和更重要的方面，而非像霍德贴切指出的那样对过去做“真实”的表述而变得更为严重。 整合的考古学 面对考古学问题根据任何标准都极其难以解决的事实，显然，我们应当尽可能开拓每一种可能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难题。这当然不仅包括对显性材料的细致观察及论证，而且也应当包括从隐性材料中提取所有信息。尽管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学科交叉的，但却为缺乏整合的现实而受损，即并未将从各种材料中获得的所有信息整合到一起。考古学的这种整合方法同样根植于丹麦，并与沃尔塞的工作相伴，他利用手头各种不同材料对他所研究的考古遗存做出解释。 他的研究主要利用的是显性材料。 整合显性与隐性记录的内在问题是顾此失彼，即研究显性材料的考古学家并不参与隐形材料的研究，反之亦然。 两个圈子内的考古学家一般并不在学术会议上碰头，隐形材料的研究者只是到野外待上几天以获取样本。相互交流存在巨大的鸿沟，特别是当那些考古科学家运用的分析技术越来越多样复杂，使得人文学科背景出身的考古学家更加难以审慎评估所提供的材料质量以及相关结论不确定性的程度。考古科学家通常不会在发掘中花足够时间去详察那些与定义背景及地层学不确定性相关的细节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材料阐释的基础，不管它们来自显性记录还是隐形记录。 理想的解决办法 对该问题的理想解决办法是对所有考古学家进行基础培训，以涵盖自然科学与考古学，使得由此培养的学者对两门学科在学术上都能驾轻就熟。与今天许多考古学家那样，这些考古学家既通自己的专长，如石器、陶器、骨骼及微形态学等等。而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能充分利用他们自然科学与考古学的知识，毫无障碍地从显性材料到隐性材料来往返探究各种问题。比如，一位陶器专家不仅能够论证器物的类型学和纹饰等等，同时也能够用扫描电镜和 X 光衍射法观察器物的微结构，分辨高温下可能产生的矿物，以便更好地了解生产条件。考古动物学家不仅能对骨骼进行分类，重建所代表的最小个体数等等，而且也能够利用锶同位素分析骨骼，重建动物的迁徙路径，或分析幸存胶原蛋白的稳定性同位素，以重建古代的食谱。 实际上这是理想的解决办法。比较现实的解决办法也许是，这种整合的训练能够使所有考古学家在相同层面进行交流，无论分析数据来自显性材料还是隐性材料。这使得有些人能够在两个领域内进行研究。或至少能让所有考古学家拥有一些基本的常识。比如，一件石器可以用来研究其出处，以确定它来自地表还是地层之中，而且也可以了解其使用方式，更重要的是，了解那些评估所获材料不确定性所需的必要条件。这包括对保存条件、考古背景以及当地地质状况等等的了解。换言之，所有参与其中的考古学家都应当能够提出正确的问题，并能理解和审慎评估获得的答案。 遗址现场的实验室 就我个人经验来说，弥合沟通的鸿沟，获取更多相关信息的有效途径就是开设一个遗址现场的田野实验室，它能够在第一时间对微观材料进行观察。通过这种方式，出土和基于目测的分类材料也能及时进行初步的分析。这样结合显性与隐性信息能够更好地了解揭露了哪些东西，以及如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其次但可能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田野运作模式的结果，能够使所有考古学家在相当长时间内紧密合作，于是使所有人都熟悉地层学和相关背景问题，以及分析的意义和可能的内涵。要使它切实有效，知识是必须的，因此，它显然是对整合教学课程的一种辅助。 小 结 无论按什么标准，考古学面对的是一些最困难的问题。 以合理范围的不确定性来提供答案需要探索和整合可能来自显性材料以及隐性材料的所有信息。为了要做到这点，考古学家需要同时熟悉自然科学及考古学，然后以一种整合方式运用这些知识来解决那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译注：史蒂夫·韦纳是以色列雷霍瓦特（Rehovat）维茨曼科学研究所环境科学系的地质化学家。 曾对以色列哈约尼姆洞穴中尼安德特人无可争辩的火塘遗迹进行过详尽的地化分析， 并以此为参照与周口店猿人洞的用火遗迹进行比较分析。1997 年，基梅尔考古科技中心在以色列维茨曼科学研究所成立，其目的在于进一步整合自然科学与考古学。 其重点放在了培养博士后研究生， 以期能同时贯通考古学与某一自然科学领域， 并尽可能从田野发掘的工作中取得丰富的经验。 目前该课程已延伸到了涵盖本科生（巴尔·伊兰大学）以及每年的国际田野学校，那里开设了一个遗址现场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