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1.001
虽然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独立发展，台湾电影始终是中国民族电影范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台湾电影与大陆电影共同根植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随着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日益频繁，台湾电影逐渐进入大陆学术界的研究视野。在台湾电影历史中，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台湾新电影作为一股电影革新力量因其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影响力而倍受关注，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很高的理论研究价值。学术界关于台湾新电影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本文意在对这些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
一、概念界定
“台湾新电影”一词最早用于宣传故事片《光阴的故事》，后来为评论界接受并袭用，特指台湾电影史上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及其创作的指称。这些创作从内容和形式上都与当时台湾的主流电影不同，从而形成了某种革新的气象，并一度在影评人和部分观众中受到肯定，推动了台湾电影在一定范围内逐渐与旧的制作理念、旧的生产模式、旧的题材与类型、旧的电影语言等分道扬镳，加快了台湾电影的现代化进程。具体而言，台湾新电影以1982年《光阴的故事》问世为起点，至1987年初《民国七十六年台湾电影宣言》的发表告一段落，代表导演有侯孝贤、杨德昌、陈坤厚、王童、张毅、陶德辰、万仁、曾壮祥、柯一正等十几位，电影作品计五十多部。此后，侯孝贤、杨德昌、王童、万仁等新电影导演间或有作品问世，有学者同样视它们为新电影的成果，但笔者将台湾新电影仅界定于1982年到1987年，之后这些导演的作品不纳入研究范围。这批作品的导演背景、创作主题、叙事方法、镜头语言、整体风格等都有一定聚合性，形成了某种整体。
二、研究范围
台湾新电影出现于1982年，考虑到学术研究的滞后性，本文搜集文献时将时间限定为1985年1月到2010年12月。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以“台湾新电影”为关键字进行主题相关搜索，共得出相关论文78篇，以这78篇为核心研究文献进行梳理。这些论文主要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发表在核心期刊中的论文，如贾磊磊在《电影艺术》中的《台湾新电影的叙事与阅读》、孙慰川在《当代电影》中发表的《台湾新电影运动评述》、张会军等人在《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中发表的《台湾新电影中摄影造型空间的特点》等；另一部分是国内高校硕士、博士毕业论文，如武汉大学张琼的《台湾新电影研究》、浙江大学金淑兮的《论侯孝贤电影的诗性气质》等。
其中硕士、博士论文共14篇，占17.95%，期刊论文共64篇，占82.05%。
以五年为时间段划分，可以得出：1985年到1990年9篇，1990年到1995年3篇，1995年到2000年6篇，2000年到2005年9篇，2005年到2010年51篇,占65.38%。关于台湾新电影集中的研究主要还在近五年。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并将文献资料和具体影片资料相结合。
四、台湾新电影的研究内容
(一)对台湾新电影主题、题材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海内外台湾电影市场萎靡，银幕上充斥着各种低俗的言情片、武打片、琼瑶式的文艺片。作为一股革新力量，台湾新电影从题材和主题开始就有别于传统电影。对于台湾新电影主题和题材的研究是新电影研究领域中所占比例很大的一块，这是新电影究竟表现了什么的问题。
这些研究多将台湾新电影主题进行分类。如陈文峰的《八十年代台湾新电影一瞥》、张燕的《反叛传统的辉煌—台湾新电影初探》、张琼的《台湾新电影研究》等，这些研究都将台湾新电影的题材进行归纳总结，分类标准有一致性。具有代表性的是陈飞宝的《论台湾新电影》，他将台湾新电影主题具体归纳为五个方面：个体记忆的成长、底层阶级的生活、女性主义题材、大陆移民的中国情结，批判殖民主义经济文化对台湾的影响。
一部分文献侧重于研究台湾新电影中具体某一种类型的题材，如吴亚明的《台湾新电影运动中的女性电影初探》以及石伟的《台湾新电影中女性形象之初论》主要研究台湾新电影中和女性主义相关的题材，并在如何塑造女性电影和新电影中女性形象分类方面做出了建设性探讨；于丽娜在《青春物语——台湾新电影中的青春视角》一文中则侧重分析了新电影中个人成长记忆的青春题材。
还有一部分研究则重点突显台湾新电影主题的写实性、反思性以及人文关怀性，学者都普遍认为台湾新电影注重描述当下社会现实，对底层人民和弱势群体注入人文主义关怀，并对社会变迁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反思。如孙慰川在《论当代台湾电影写实主义美学精神的递嬗》一文中指出新电影为台湾电影建构了写实主义的美学精神，刘茜、陈娟在《论台湾新电影现代外壳下的传统内核》一文中则认为，台湾新电影主题与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紧密相关，具体表现为对本土历史的反思、对普通民众的人文关怀以及对当下社会的深切忧虑；蒋俊的《论台湾新电影的悲情意味》一文也指出台湾新电影时刻流露出对现实，对本土的反思，表现现实的悲情实则是对当下的人文关怀。
（二）对台湾新电影艺术表现手法的研究
台湾新电影从叙事手法、镜头语言、风格特征、空间造型等各个方面对传统电影提出了挑战，形成了具有新电影特色的影像风格，其慢节奏、长镜头、意境营造等都被后人津津乐道。这里将这些表现手法统称为艺术手法，关于台湾新电影艺术手法的研究也特别多，而且成绩突出，成为研究台湾新电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新电影究竟如何表现的问题。
台湾新电影在叙事上表现为：打破传统戏剧式叙事模式，散文化结构突出，缺乏明显的二元对立、矛盾冲突，情节在一种更加缓和散漫的节奏中展开；在镜头语言上表现为：注重镜头语言的创新，空镜头、长镜头、固定镜头、景深镜头运用较多，开放式的镜头组接给观众留下更多思考空间；就美学风格而言则表现为：纪实性风格明显，注重诗意情境的营造，形散而神不散。具体而言，贾磊磊在《台湾新电影的叙事与阅读》中运用比较分析法，对台湾常规电影和台湾新电影围绕叙事方式从剧情体裁、叙事原型、叙事序列、叙事语态、叙事结构、情节样式、矛盾冲突等多个方面进行比较，从而突出新电影的表现方式。马勇诚、张会军在《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中发表了《台湾新电影中摄影营造空间的特点》，作者从摄影学角度出发，从环境交代、造型手段、光线运用、前景处理等方面对新电影进行分析，阐释在“贴近生活”美学原则的追求过程中台湾新电影摄像造型方面的一些发展轨迹。张琼在《台湾新电影研究》一文中则分别以侯孝贤和杨德昌为例，阐述了新电影中长镜头语言及影像空间创造的特点。也有很多学者从具体影片入手探究台湾新电影的艺术表现手法，如李新的《个体?身份?生产——论电影<青梅竹马>》、应雄的《<恐怖分子>的意义》、李艳的《浅析<悲情城市>诗意式的叙事》等。
（三）对台湾新电影创作群体的研究
台湾新电影创作群体有侯孝贤、杨德昌、陈坤厚、王童、张毅、陶德辰、万仁、曾壮祥、柯一正等十几位。他们之间有一种团结合作的集体意识，大多数彼此熟悉并有相关合作。如杨德昌执导《青梅竹马》时，资金来源搞不定，侯孝贤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筹集资金，还兼任了影片的男主角。在台湾新电影创作群体中，侯孝贤和杨德昌的成就最为突出，对新电影格调的影响也最大，是新电影的重要执旗者。学界关于新电影创作群体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侯孝贤和杨德昌。在25篇关于新电影创作群体的研究中，研究侯孝贤导演的占13篇，研究杨德昌导演的占10篇，另外朱天文和张艾嘉各占一篇。这里需要指出，关于这些导演的文献研究远远超出以下所列数据，如以“侯孝贤”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主题相关搜索，可搜出373篇。但本文所列文献是以“台湾新电影”为关键词进行主题相关搜索而得出，文章内容是以研究个体导演出发来诠释台湾新电影，与单纯的个体导演研究有一定区别。
1.对于杨德昌导演的研究
杨德昌是台湾新电影最重要的旗手，有学者将其定为台湾新电影的执旗者。他于2007年因癌症在美国病逝，享年59岁。关于杨德昌与台湾新电影的研究也多集中在他逝世以后，他是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台湾大师之一，也是台湾新电影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影片多关注台北都市，以冷峻、富有哲理的镜头语言剖析当代人性的异化、人际关系的离疏，在影片中表达自己对社会现实理性的思辨。和侯孝贤一样，杨德昌也注重镜头语言的运用创新，纪实性风格的长镜头、景深镜头、固定镜头在他的影片中经常出现。
关于杨德昌导演在新电影中的研究，学者主要也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研究杨德昌导演的艺术风格，主要有窦娟的《穿梭于都市丛林的儒者艺术家——杨德昌导演综述》、蒋俊的《形象的理性，艺术的思辨——杨德昌电影研究》、马军骧的《漂移的轨迹——杨德昌电影初识》等。其中窦娟在《穿梭于都市丛林的儒者艺术家——杨德昌导演综述》一文中称杨德昌为“反叛的先锋”、“愤世的剖析者”、“迷茫中的儒者”、“外冷内热的艺术家”，从不同侧面分析了杨德昌电影中的精髓。而蒋俊在《形象的理性，艺术的思辨——杨德昌电影研究》一文中着重突出杨德昌电影的理性及思辨性。杨德昌曾说过“我觉得知识分子本来就应该批判社会，就是要对社会有所见解”，确实他也是这样做的，他运用西方电影技法、以特有的冷静与客观，用电影影像与声音理性地展示出他对于现代都市文化的透视深度，让观众从人与人、人与物质的疏离与割裂中感悟影像之外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的发展方向。
另一种研究视角是将杨德昌电影拉到时间轴上，分析对比杨德昌电影在新电影运动前后的变化，以此来深刻剖析新电影运动和导演之间的相互影响。这方面的代表有朱莹莹的《长镜头下的现代性主题——论台湾新电影前后的杨德昌》、刘硕的《历史全景与个体特写——杨德昌与台湾电影的光阴故事》、杨群的《杨德昌：台湾新电影旗手已经倒下》等。朱莹莹在《长镜头下的现代性主题——论台湾新电影前后的杨德昌》一文中认为，杨德昌从新电影运动开始就一直坚持人文关怀和写实风格。在新电影运动结束后，他仍继续着自己对电影所表达出来的艺术思想的追求，坚决不向市场低头，而将电影提升为一种审视现实、反省现代文明、关注人的视觉艺术。其后期作品《独立分子》、《麻将》、《一一》等始终贯穿着这些理念，片中的写实不再是新电影运动初期散文化的写实，而是一种客观又冷峻的写实，折射出台湾社会快速进程中的林林总总。杨群在《杨德昌：台湾新电影旗手已经倒下》中则表现了对台湾新电影之后、杨德昌逝世之后台湾电影发展的悲观情绪。他认为杨德昌的逝世，标志着台湾新电影彻底走向没落，他为后继无人的台湾电影表示担忧。
2.对于侯孝贤导演的研究
关于侯孝贤导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其艺术风格的研究，并从中窥视台湾新电影整体的艺术风格特征，主要认为侯孝贤影片多立足于台湾本土，表现台湾乡土文化，多用长镜头、固定镜头、空白镜头等营造一种诗意情境，并在作品中注入悲天悯人的情怀，具有浓烈的怀旧思绪，其镜头语言、美学风格是台湾新电影中的典型。这方面具体有李蕾的《台湾电影导演侯孝贤的艺术风格》、孟洪峰的《侯孝贤风格论》、白娟娟的《东方情趣与乡土诗意的双重建构——论侯孝贤电影的人文化风格》、尹冬的《侯孝贤：景框世界中的东方情致》等。其中王巍的《试论侯孝贤及其台湾新电影的审美特征》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侯孝贤以其独特的风格，深厚的艺术造诣，引领着新电影运动，并认为侯孝贤电影风格表现为独特的散文结构、淡淡的诗化叙事风格、浓郁的“台湾乡土”气息、写意式的中国美学（留白、长镜头、景深镜头），这些都影响着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发展。孟洪峰则更主张从感性视角出发来感受侯孝贤，他在其《侯孝贤风格论》中说到“要用感觉的神经触摸侯孝贤的感觉，让理性融于感性之中”。将侯孝贤电影风格印象归纳为：闷、愣、浑；将其电影风格特征则归纳为：物化情绪、心理张力。看似沉闷的电影中实则蕴含着作者对现实反思的态度，对人生冷静的看法，这是一种深度、厚度。
另一方面是关于侯孝贤导演电影人生的研究。这些研究中多是以历史纵向的视角来记录阐述侯孝贤的电影人生，并突出他与台湾新电影的关系。冷波在《用光影记录生命和历史——台湾电影导演侯孝贤》一文中就记录描述了侯孝贤从出生到现在的电影心路历程，从爱情商业片到举起“新电影运动”的大旗到写实主义风格的确立再到如今依然坚持走自己的路。李相则在其《儒梦人生——侯孝贤电影的作者特质》一文中以作者论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侯孝贤个人经历、时代背景和艺术道路的审视，揭示了其影像系统中所呈现出来的作者电影特质和儒者的民族文化底蕴。
（四）对于台湾新电影价值、影响的研究
台湾新电影在台湾电影史上、中国电影史上都划下了浓重的一笔。新电影在美学、文化、思想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引起了不少电影理论者对之进行总结和反思，希冀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于台湾新电影价值和影响的研究也就是新电影究竟给人们带来了什么的问题。
对台湾新电影影响的研究主要表现为积极和消极两方面，但多数学者从艺术性角度出发对台湾新电影提出赞扬。如黄文杰在《当代视角下台湾新电影：立场、旨趣与美学》一文中提出，台湾新电影的价值贡献不能因为商业风潮的盛行而被抹灭，应该重申和强调新电影的价值贡献。他指出台湾新电影在提升电影格调、反思现实环境、创新电影语言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认为把台湾电影市场萎靡怪罪于新电影的观点欠妥。孙慰川在《台湾新电影运动评述》一文中也指出了新电影的功过，一方面他认为新电影为台湾文化的成长与反省尽了一份力量，使电影的艺术和历史文化意义得到凸显，同时也使台湾电影受到了国际重视，为台湾培养了一批杰出导演。黄钟军在《一代台湾人的心境塑造》一文中则补充到，新电影除了在台湾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外，还对后来的李安、蔡明亮等新一代导演产生深远影响，这使台湾电影在某种层面上得以延续。另外一种声音是学者对台湾新电影进行的反思，尽管声音微弱，但值得我们思考。如有学者认为台湾新电影在追求思想性和艺术性时，没有对电影的通俗性、娱乐性、商业性和观赏性予以充分的重视，导致广大观众最终对新电影失去兴趣，市场最终将其无情地淘汰出局。也有学者认为台湾新电影太过于自我，并没充分考虑到观众的需求与审美习惯，大段大段的长镜头以及去戏剧性的散文结构也使得观众觉得晦涩。电影毕竟是面对大众而非精英阶层，理应考虑大众的审美习性。
（五）对台湾新电影和其他新浪潮比较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电影史上辉煌的一页，除了台湾新电影运动外，中国第五代导演正在大陆崛起，香港新浪潮运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三地电影遥相呼应，成为国际影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虽然同是电影“新浪潮”运动，但由于政治、历史、地域等复杂原因，具体表现各有不同，很多学者将研究视角放到这几个新浪潮的比较中，得出了不菲的成绩。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1.台湾新电影和第五代导演的比较研究
陈犀禾在《第五代导演和台湾新电影之比较研究》一文中主要从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分析了两种新电影的不同之处，并分析了产生不同的原因。他指出“第五代”更多的具有“逆文革情结”，而台湾新电影则具有强烈的“本土意识”。贾音在其《两岸三地电影思潮浅析》一文中，也对大陆第五代导演和台湾新电影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了其相同点和不同点。他认为二者产生的背景相似，二者的电影理念有共通之处；不同点在于两者革新程度上有所不同，主题深度不同，对待商业因素的看法也不同。杨曙在其博士论文《近二十年两岸三地华语片文化状态比较》一文中从时代背景、身份文化、人文视角、娱乐立场、审美类型、哲学理念等角度比较分析了台湾、大陆、香港的电影运动，并对各地电影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其中包含了大陆第五大导演和台湾新电影的比较研究。
2.台湾新电影和香港新浪潮的比较研究
张晓远的《龙生三子,各有不同—小论大陆第五代,香港新浪潮与台湾新电影之异同》、李春红在《台湾新电影与香港新浪潮电影》、姚晓蒙的《两岸新电影：一种社会学比较及分析》等都从不同角度出发分析比较了台湾新电影和香港新浪潮。其中李春红提到，台湾新电影和香港新浪潮在拍摄手法上不同，台湾新电影是反对好莱坞、提倡本土化，而香港新浪潮则努力靠近好莱坞。就题材、内容而言，台湾新电影呈现的是台湾多年来的变迁史。而香港新浪潮缺乏历史沧桑感和历史负重感。另外，香港新浪潮电影并没能建立一个自足于传统以为的新典范。而台湾新电影的导演有一种团结合作的集体意识。姚晓蒙在《两岸新电影：一种社会学比较及分析》则认为不能简单的比较探讨新电影的美学风格和电影语言，而要从决定这种风格和语言的因素出发，从电影工业、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体制及其历史的角度来对两种新浪潮进行比较。
（六）对台湾新电影其他方面的研究
在对所有文献进行分类整理过程中，发现有少部分文献无法纳入以上分类，因此将这些不便分类的文献归于对台湾新电影其他方面的研究中。如刘津的《影片为影展而拍还是为大众而拍—浅析台湾今年来的电影状况》一文分析了台湾新电影在国际上频频得奖，但票房惨淡的尴尬困境，理性的分析了台湾电影所面临的困境。但文中并没为台湾电影的发展指明方向。汪方华在《台湾新电影中的台北形象与中国身份》一文中则从意识形态出发，通过对台湾新电影中代表性导演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以及其影响下的一代电影人作品的分析，试图描述他们对都市化进程中台北的独特表达和深刻情感，以及影片中所流露的“孤岛情结”和国族意识。李天铎在《八十年代台湾新电影的社会学再探》一文中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试图将台湾新电影放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社会变迁历史脉络中，以检视其社会文化意义。还有相关文献阐述了台湾新电影产生的历史背景及电影背景。
五、台湾新电影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关于台湾新电影研究的内容颇多，成绩突出，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各自有所侧重。但台湾新电影作为一种运动思潮，也作为台湾电影史上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及其创作，有其复杂性。纵观现有的研究，笔者认为尚有以下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1、对台湾新电影的研究多是从主题、艺术表现手法等出发对其表示褒奖。而较少从商业运营角度出发对其进行反思，即或有类似的研究，声音也较为弱小，且多从自身主观感受出发进行研究，并没有形成一定理论体系。台湾新电影始终是要面向大众，但在创作中却很少考虑大众的审美习惯、接受需求，最终导致新电影失去观众、失去市场，走向了灭亡。电影有其艺术性，也有其商业性，应该将两者有机结合，实现市场和艺术双赢。
2、研究台湾新电影是为了更好的促进台湾电影及中国电影的发展，但目前的研究多只是停留在研究本身上，如研究其主题、表现形式、艺术风格等，却并没有对当今电影业该如何借鉴台湾新电影提出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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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薛朝文，男，1988年5月出生，苗族，目前为中国农业大学媒体传播系硕士一年级学生，研究方向为影视传播。
徐晓村，副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媒体传播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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