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oems of Guo Moruo and Whitman
WANG Zhihui
(Department of College English, BoHai University,Jinzhou Liaoning,121000,China)
    Abstract：It is obvious that Wait Whitman has great influence in theme, sentence structure, vocabulary feature or rhythm on Guo Moruo. In Guo Moruo’s point of view, the charm of Whitman lies in the fact that he set the position of the unbound free poems that shows his new style which has get rid of the routine and that is in harmony with the step of the May Forth age.
    Key words: new poem, harmony, vocabulary, image, bold, vigorous

摘要：郭沫若的诗采取自由体，浪漫奔放，具有突出的自我形象和鲜明的时代印记，从主题、诗句结构、词汇特征、等方面，都不难看出惠特曼对他的明显影响。惠特曼确立了不受传统格律束缚的自由诗的地位，表现出把一切的旧套路都摆脱干净了的诗风，这与我国“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正相合拍。
在郭沫若之前，中国的新诗大都描写或说理，以个人的“实际生活为主题”，缺乏想象、抒情；形式上或者“急切里无法甩掉旧诗词的调子”，或者以散文笔法写诗，缺乏诗歌的韵味。郭沫若也一向反对旧诗的僵硬形式，他的诗大多采取自由体，而且将其发挥到了极至。他的诗浪漫奔放，内在的旋律与诗人阔大的胸襟与丰富的想象十分合拍，具有突出的自我形象和鲜明的时代印记。他把“五四”的时代精神和当时人们追求民主自由的心声全部 融入到了他的诗歌中去。对于他的新诗，闻一多曾经撰文评述：“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诗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的时代的精神。”
 1921年，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的问世，引起了诗坛革命性的震撼。这部诗集，以《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晨安》、《天狗》等为代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荡情绪，用诗歌为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吹响嘹亮的号角，传达出“五四”时期彻底的、不妥协的除旧革新精神。《女神》以它全新的精神和形式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新诗取得了强有力的突破，从而成为中国现代白话新诗的奠基作。
气势雄浑豪迈的自由体诗，是《女神》里最具特色、最能激动人心的。它们真正为“五四”后的自由诗开拓了新的天地。这些诗篇的出现，一方面是诗人自己广阔奔放大气不羁的襟怀和丰富强盛多姿多彩的想象力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的产物。郭沫若的自由诗突破了从前诗歌的束缚，没有固定的格律和形式，甚至连脚韵也不押，但是诗的内在旋律与诗人的感情节拍是和谐一致并统一的。在很多地方，诗人用重叠反复的诗行表现出层出不穷的想象和情思，使读者跟着他一起愤怒，一起高呼，一起反抗。就象他在《序诗》里所期望的那样，《女神》的确是在当时青年们的胸中“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了的。
《女神》是一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高度统一的艺术作品。《女神》是五四“狂飚突进”精神的典型体现。追求个性解放的彻底反抗精神；向往理想社会，无限思念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歌咏自然风光，充满向上进取的不断创造精神是贯穿整个诗集的基本思想内容。而《女神》在艺术上的重大成就也对我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它鲜明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在诗歌形式上，《女神》成功确定了不拘一格的自由诗体的新形式
郭沫若在诗歌形式方面主张绝对的自由。让诗的形式服从于诗人感情的倾泻，让诗人的情绪支配诗的旋律。在《女神》里有300多行的长诗《凤凰涅槃》，有短到只有3行的《鸣蝉》；有如《太阳礼赞》那样一行多到几十个字的长句，也有《凤歌》那样三四个字构成的短句；有古风式的《春愁》，还有类似散文诗的《胜利的死》。这些诗不固定行数、字数，不注重押韵、对仗，段落或分或无，诗篇或长或短，50余首诗没有一个统一的格调，真所谓变化多端，不拘一格。但是《女神》中的诗篇决非随意写出，而是篇篇都独具匠心，可以从不统一中找出一些统一的规律，这主要表现在诗行富于表现，参差中有着某种规律，节奏在和谐中有规律的变化和大体押韵等。如《凤凰涅槃》中，大量运用对比、对偶、复唱，在表现形式上体现出自由与严谨的统一。《炉中煤》更近乎新格律诗，每节首行相同，首尾两节有同有异，每节隔行押韵，全诗一韵到底。《女神》中就是有些外形散漫的诗，内在结构也是紧密的。诗人找到了与内在感情和谐一致的全新形式，创立了多样的自由诗形。
二、在创作方法上，《女神》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女神》的浪漫主义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自我表现，强调个性解放，强调理想追求。诗人在抒发内心的情感时，常常是直接倾诉，既不着意客观描写，也不顾及读者的接受力和理解力，一任感情的发泄，完全靠感情去撞击、震撼和感染读者的心灵，以引起共鸣。二是在抒发情感时，常常采用托物言志的手法，主要借用神话传说或历史故事中的形象来寄托自己的理想。诗人站在时代的高度，巧妙地处理这些题材，既表现了古代英雄人物的崇高与壮美，又使他们跳动着现代的脉搏，从而寄托了自己的理想。革命的理想主义照亮了诗集中大部分的诗作。诗人借女神来象征自己和人民，借女神的觉醒来象征着人民和诗人自己的觉醒，借女神不满现状，要重新造一个新太阳的英雄气魄和豪迈的气概，来象征诗人和人民敢于同旧世界决裂，敢于向旧世界宣战，敢于与之斗争，字里行间都充满着由于开拓进取积极创造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女神》中有不少的诗篇取材于“太阳”，把太阳当作生命的源泉和光明的化身加以歌颂，表现了主人公对光明理想的渴慕与追求。例如：《女神之再生》中借助“女娲补天”的神话，寄予着主人公“要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以取代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凤凰涅槃》中凤凰对中国黑暗现实和历史进行控诉，经过采集香木自焚，出现了新鲜、净朗、华美、芬芳的中国。这些美好理想反映了“五四”时代广大人民对革命的要求和对光明、民主、自由的向往。
三、郭沫若的诗歌具有雄浑豪放的崭新风格　　
五四运动前夕，由于受泰戈尔的影响，郭沫若写的都是或爱情、春愁、别绪，或飞禽、新月等抒情小诗，清新秀丽。《凤凰涅磐》、《天狗》、《站在地球边上放号》等有的高歌，有的长吟，有的咏叹；其声音时而嘹亮悠扬，时而悲壮急促，时而柔婉舒缓，使诗作充满了昂奋腾越的音调，浓烈瑰丽的色彩。《女神》中的诗篇，立意构思别开生面，不落俗套。诗人在泛神论思想的启迪下，常在大自然中或从历史、神话、传说中选取题材，充分发挥想象联想，运用比拟、象征等手法，使表现的对象变为诗人理想化的形象，别有一番意境和感染力。在《地球，我的母亲》里，诗人把“缥缈的天球”想象成地球母亲的“化妆的明镜”。《日暮的婚筵》里，诗人把落入大海的夕阳，说成被情郎拥抱去的新嫁娘。如此巧妙的构思和丰富大胆的想象令人耳目一新。《炉中煤》里，诗人把自己比作熊熊燃烧的“炉中煤”，把祖国比作自己心爱的“年青的女郎”，表现了一个觉醒的“五四”青年炽热的爱国情怀；《天狗》中，诗人说天狗吞食了“日”、“月”、“星球”和“全宇宙”，非常有力地刻画了一个具有个性解放的彻底勇猛精神的“自我”形象。  
略微熟悉西方诗歌的读者，从中不难体会到郭沫若的诗是受到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重要影响。这一点不仅有论者指出，郭沫若自己在几篇文章中也毫不隐讳地谈到过。郭沫若在惠特曼去世不到一年后出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他在日本求学期间接触到了惠特曼的《草叶集》，立即与这位美国诗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谈到惠特曼对其影响时他说道“他那豪放的自由诗是我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般的煽动。”他说自己每读一遍《我之歌》，就感到与惠特曼又贴近了一步。郭沫若在《论诗三札》中写道，“诗应该是纯粹的内在律，表示他的工具用外在律也可，便不用外在律，也正是裸体的美人。散文诗便是这个。惠特曼的《草叶集》也全不用外在律。”惠特曼对郭沫若的巨大魅力，在于他确立了不受传统格律束缚的自由诗的地位，郭沫若感到“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使他已经“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雨般的煽动”。“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每天都有诗兴来猛袭”，他“差不多是狂了”。胸中的烈焰和熔岩喷薄而出，化作了斑斓、灼热的篇章。在惠特曼的影响下，郭沫若在1919的下半年和1920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
惠特曼喜爱大海，曾经写到：“我和你合为一体，我也是既简单又多样。”郭沫若同样也喜爱大海，每当他扑向大海的怀抱，就觉得自己好像也与大海合为一体了，《浴海》一诗中分明这样写道：
“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
万象森罗，一个圆形舞蹈！
我在这舞蹈场中戏弄波涛！
我的血和海浪同潮，……”
如果说惠特曼在郭沫若“五四”时期的一些主要诗作中得到了再生，也并非夸张。单是比较主题、诗句结构、词汇特征、意象、韵律等诗歌表征，便可以印证惠特曼对郭沫若的显见影响。
美国作家是世界作家中书卷气最少的一群，也因为这一点，美国小说在雅俗共赏这方面做得最成功。他们的诗人也不像一般诗人那样优雅而又苍白。惠特曼作为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对20世纪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不是以一种文人的眼光观察世界，而是以一个真正的美国创业者、劳动者的身份体验世界，在他的诗中最普通的物象都可以入诗，最淳朴的感情以最博大的气势及诗的韵律被歌唱出来。惠特曼为新生的中国新诗带来了解放的力量。在惠特曼从事诗歌创作的年代，控制美国诗坛的是所谓“高雅派”诗人，惠特曼一反当时美国文坛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陈腐贵族倾向，第一次把诗歌的“目光”放在了普通人和日常生活上，赶车人、船夫、铁匠、木匠、纺纱女、排字工、筑路者、拉纤者，诗人把这些人物概括为美国人的形象，把最高贵的品质给予了这个形象，在这个形象中表现出正在准备为自由而战的志愿和希望。
惠特曼带着手脚上的泥土和草叶，带着汗珠和露水，从码头、田野、矿山、街市走来，大胆高歌，带着开天辟地的一个崭新的“人的姿态”——他一开口就是一个崭新的文明的声音——正如后来的众多评论家所说，这就是“新兴的美国文明”的声音。惠特曼的时代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新大陆蒸蒸日上的时代，《草叶集》反映了美国在内战前后从农业经济发展到一个工业大国的进程，用一个新的乐观的声音在歌颂一个新民族的崛起。
惠特曼诗歌的艺术风格和传统的诗体大不相同。他的诗行比较接近口语和散文诗的节奏,没有韵,也没有极为规律的重音，因而可以把他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思想感情和泛神论的宇宙观，不受传统习惯的约束和限制，但他的诗体仍有规律可循。其中，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是思想、形象和用词造句上的平行。最浅显的平行法是两行或多行诗的语法结构相同或每行中的思想相类似，甚至词类也相同。更加常见的是每一句的句首是同一个词、词类，或同一个短句，这种形式成为惠特曼常用的列举法：一连串类似的形象、动作或内容排列在一起，或多或少。诗句没有传统的一定数量的重音，但仍有节奏，有如海浪的节奏，口语的节奏，朗诵的节奏。一句诗不一定以重音为单位，而可以用思想、语调、标点符号或停顿为单位；一节诗或整首诗不一定按逻辑构成，而是由弱到强，由少到多，通过累积过程直到高潮。此外，也有整首诗的结构模拟意大利歌剧的形式。但不论是他抒发的思想感情，还是诗体形式，都是“离经叛道”、大胆创新的，可以给人以不同的震撼和感染。
惠特曼的诗歌对我国五四运动以后的新诗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郭沫若译过惠特曼的一些诗，从他的《地球，我的母亲》等诗中可以看出受惠特曼影响的痕迹。惠特曼主张为了描述宇宙万物的规律以及它们的创造力和丰富性，必须避免传统的诗艺常规，即押韵、格律等。于是他创造了一种空前自由的诗体。他的诗总是随着奔放的激情、恣肆的想象和纵横的议论而形成一种舒卷自如的旋律，宛若行云流水，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所以“自由”是《草叶集》的一大特点。在惠特曼看来，“最好的诗就是具有最完善的美的东西——对耳朵的美，对大脑的美，对心灵的美，对时间与地点的美。”在美国文学史上，《草叶集》成了一个源头，成为20世纪美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先驱。
此外，两位诗人的诗歌意象具有相似的审美理想和情趣。当他们需要表达自己对祖国理想或是人民的一种强烈的情感时，往往会把挚爱的对象比喻成自己深爱的女子。意象派的奠基人和理论家休谟曾经说，“诗歌中相似点的功能，在于使人停留在一个兴奋点上以获得奇效，使一个点延伸成一条线。”郭沫若和惠特曼在描写自然的的时候，化物为我，人物合一，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奇妙统一，具有含蓄不尽的无穷意蕴。他们的诗歌在精神风貌、语言节奏、理想趣味等方面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具有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绝佳效果。
惠特曼把中国像印度一样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反过来，古老的中国从惠特曼的诗歌中也获益颇多。这位世界所公认的“民主诗人”，几乎是与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的五四运动同时在中国出现的。在中国的白话文新诗史上，直接作为一个精神资源和诗歌典范而输入营养的，惠特曼应该是古今中外所有诗人中的第一人。而郭沫若又是中国新诗史上首次出现的大胆而成功的革新家，他的《女神》以博大魁伟的思想内涵和全然创新的诗歌形式，在中国绵延几千年的诗歌史上掀起一场大革命。
参考文献：
[1] 黄侯兴 《郭沫若的文学道路》（修订本），天津人民出社，1983年
[2] 王瑶 《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历史剧创作理论》，《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　
[3] 钱潮 《回忆沫若早年在日本的学习生活》，《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4辑，1979年10月
[4] 成仿吾 《怀念郭沫若》，1982年11月24日《文汇报》
[5] 黑田寿男 《六高时代和郭先生》，《郭沫若选集》第1卷，日本雄浑出版社
[6] 叶朗 《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
[7] 郭沫若 《我的作诗的经过》《郭沫若专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5
[8] 袁若娟 《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词》《河南师大学报》19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