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批评亦称“接受批评”或“读者反应批评”，它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端于联邦德国，逐步成为德国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流派。接受美学源于阐释学，但它同时又从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和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中汲取一些观点，有着较为庞杂的理论渊源。它批判了“文本批评”派，指出，该学派把文学研究和批评活动局限于作品文本的范围里，忽视了文本的现实性；并提出文学研究和批评也应同时关注文本的接受与社会效果，将读者的位置搬到文学活动的中心。
一、姚斯的接受史观
80年代中期，接受美学传到中国，我国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工作者迅速译介了接受美学理论，展开了我国的接受美学理论研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接受美学大师姚斯的发表于1967年的《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简称《挑战》）。在这篇重要的论文中，姚斯提出自己的接受美学思想和理论格局，该文被普遍地认为是接受美学的历史性文献和开拓性理论纲领。
姚斯在《挑战》中，首先指出文学史的研究已经陷入困境，文学史所希冀达到的在文学作品的历史中展现民族个性的复现的愿望落空了。文学史家外在于历史的尺度，因而对文学这一特殊研究对象，缺乏自己所必备的审美判断。姚斯进一步分析了文学的历史思考与美学思考之间的裂痕，并指出，真正的文学研究的出路在于重建历史与美学之间的联系。在姚斯看来，过去的文学理论研究作家、作品之维，而丧失了文学的接受和影响之维。而作者—作品—读者所形成的总体关系中，作者决不是可有可无、无关痛痒的因素。相反，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学作品注定是为读者而创作的，读者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姚斯说：“读者本身便是一种历史的能动创造力量。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能动参与介入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过程，作品才能够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
姚斯指出，在作家、作品、读者这三者关系中，后者并不是只做出被动反应的环节，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在作品的接受过程中体现得更为具体。本文以《呼啸山庄》的接受为例，论证其理论的文学分析应用。
二、出版之初《呼啸山庄》的接受
1847年，以笔名埃利斯?贝尔出版的《呼啸山庄》遇到的是普遍的冷淡和少数几篇评论的严厉贬抑。这本小说中桀骜不逊的人物性格，异乎寻常的强烈的爱、恨和复仇意识，为时人难容，被指摘为阴森可怖、病态心理、不道德和异教思想。尽管也有评论家认同小说具有超强的想象力，但大多数人仍认为小说的可读性不强，故事情节含混不清，人物关系错综复杂。
当时英国文艺协会的H. F. Chorley认为该小说是一本“令人不愉快的”小说，贝尔（即勃朗特）“似乎想要激起痛苦和不同寻常的情感。”《阿特拉斯评论》称之为一本“怪异的、无趣的”小说，每一章都有某种“崎岖的力量”，每一个事物都是“可恨的或可鄙的”，令人感到“难以言说的痛苦”。不同的是，《道格拉斯?杰拉德周报》对小说则持以肯定的态度，强调了小说的巨大力量和煽动性的特质：“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困扰着所有的评论家—任何人拿起这本小说后都不可能将它置之不理”。《审查者》评论有关小说的怪异与《周报》一致，认为该小说是“野蛮的、困顿的、杂乱的、不可能的。”《大不列颠评论》评论道，如果小说中的人物不像希斯克利夫般残暴和具有破坏性的话，那么该小说就不失为一部“好得多的传奇”。甚至她的姐姐夏洛蒂?勃朗特也在〈《呼啸山庄》的再版序〉中承认“《呼啸山庄》很大一部分都笼罩着一种黑压压的恐怖感”，坦言“它是在一个野外的作坊里，用简陋的工具对粗糙的材料加工造成的”。
姚斯认为，读者在接触作品之前，已经拥有自己特定的“期待视野”，决定了读者对作品内容和形式的认同与排斥。《呼啸山庄》因为内容对人性丑恶的描写而遭致非议，有悖于大多数读者的“期待视野”，被称为是一本“可怕而野蛮”的书，书中写尽了寂寥的荒野、偏僻的古堡、粗暴的爱情，气氛阴霾而深刻，于时人所不容。
三、二十世纪以来《呼啸山庄》的接受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评论界对《呼啸山庄》那迷一般的耐人寻味的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则兴味无穷，涌现了形形色色的“索隐”，形成了“艾米莉热”或“《呼啸山庄》学”的潮流。
有的认为，艾米莉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不是人间的爱，作者的经验是灵的经验（梅?辛克莱；莫里斯?梅特林克；戴维?塞西尔）；有的指出，《呼啸山庄》是作者童年梦境的继续（玛格丽特?莱恩）；也有人说，《呼啸山庄》的主题是“不道德的主题上升到道德的光辉境界”（马克?肖勒）。而关于《呼啸山庄》有无社会意义的问题，评论家们更是各持己见。马丁?特奈尔认为它是一本社会小说，表现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冲突，是对近代文明的控诉。阿诺?凯特尔在《英国小说引论》一书中第三部分论及十九世纪的小说时，总结说： “《呼啸山庄》以艺术的想象形式表达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精神上的压迫、紧张与矛盾冲突。这是一部毫无理想主义、毫无虚假的安慰，也没有任何暗示说操纵他们的命运的力量非人类本身的斗争和行动所能及。” “希斯克利夫的反抗是一种特殊的反抗，是那些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被这同一社会（指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的条件与社会关系贬低了的工人的反抗。希斯克利夫后来的确不再是个被剥削者，然而也的确正因为他采用了统治阶级的标准（以一种甚至使统治阶级本身也害怕的残酷无情的手段），在他早期的反抗中和在他对凯瑟琳的爱情中所暗含的人性价值也就消失了。在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的关系中所包含的一切，在人类的需求和希望中所代表的一切，只有通过被压迫的积极反抗才能实现。”与此相反，戴维?塞西尔认为《呼啸山庄》并不是一本社会小说，而是艾米莉的自然哲学的象征性表露，其中的冲突宇宙间“风暴与宁静”两种力量的冲突。此外，泛灵论、弗洛伊德学说应用在艾米莉身上也同样适用。萨默赛特?毛姆认为艾米莉创造这一对狂暴地相恋的男女主人公是受虐狂的驱使，而她一生最大的精神创伤则可能是一次遭到拒绝的同性恋。他写道：“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小说其中爱情的痛苦、迷恋、残酷、执著，曾经如此令人吃惊地描述出来。”
二十世纪以来，文学理论层出不穷，对文本的理解也是百花齐放。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此时对《呼啸山庄》的接受与它刚刚出版时截然不同，一热一冷，一多一少，也印证了姚斯所提出的“读者理解和接受的多样性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
结语：
姚斯坚持说，只有运用“历史接受方法”，才能真正理解作品集其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他说：“必须从三个方面去考察文学的历史性，文学作品接受的互相关系的历时性方面；同一时期文学参照构架的共时性方面以及这种构架的系列；最后，内在的文学发展与一般历史过程的关系。”从《呼啸山庄》的接受进程来看，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并非一陈不变，而是随着时间和读者兴趣的变化而变化的。可以说，姚斯的文学理论既注重文学的本体性，而又脱离了一般的历史和形式主义的偏颇。他以文学及其接受为中心，而又不脱离一般的历史环境和历史过程去寻找自己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使得他的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根基。

参考文献：
1. 尧斯，《文学史向文学理论的挑战》[A]，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2. 杨静远，《勃朗特姐妹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3. 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注：本文为赣南师范学院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接受美学视角下<呼啸山庄>的审美再现》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