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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与医的纠缠 ——简析中国传统医学的巫术成分

时间:2011-12-08 11:10 来源:www.lunwen163.com 作者:163论文网 点击:


一、巫、医同源
1937年,陈邦贤在其编著的《中国医学史》中认为:中国医学的演进,始而巫,继而巫和医混合,再进而巫和医分立,以巫术治病,为世界各民族在文化低级时代的普遍现象。原始社会,医这个职业还没有产生,人们生了病,只能求助于巫。医的角色最初就是由巫扮演,医术主要掌握在巫的手中,巫、医不分。巫术与医术同属古老的原始文化,是人类的早期思维模式的孪生物。“医”字在古时曾被写作“毉”,《说文?酉部》说:“古者巫彭初作毉。”汉字表意,从文字上就得知最初医巫之不分。历代中国古籍文献中也常见医巫并称,文人记载医与巫的连用的例子比比皆是:宋代的朱熹《论语集注大全》记录云:“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韩愈《师说》曰:“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文人的著述中对巫与医的记载反映着整个中国文化的脉络,在中国历史的长河,巫术作为最早的文化形态,在文明发展的一个较长的阶段中占有主导地位,它对后世的影响可能是我们潜意识中无法估量的。
巫术是人类最早的成系统的精神活动,建立在原始社会的原始人的思维活动之上,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然人化”的生命观,即从人的生命观点来看待天地万物并加以人格化。在原始人的心目中,天地万物与人一样,都有生、有行、有情,人与自然同处在相似生命化、活动化、情意化、价值化的世界中,这就是泰勒著名的万物有灵观 。其次,原始人对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不了解而产生恐惧心理,从而对一切事物怀有神秘感觉,认为存在着一种支配世界的超自然力量。他们认为,一切浑然有灵的自然物存在于人的实有生命形态之上的超自然世界中,具有超出事物自然属性和强大生命的力量,与人有着亲近或敌视、友好或反感等利害关系,对人生杀予夺,带来吉凶祸福。面对如此强大的超自然力量,人不免会出现乞求福祉,期望控制趋利避害的行为方法。人们遂对天地、对山石草木动物等一切自然物崇拜、对生殖崇拜,进而发展为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并由此形成了巫术。
巫术在社会中逐步巩固下来,产生一定的组织形式和仪式,出现了专职人员,就是巫。上古时的“巫”依《说文》释为:“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与工同意。”这是说“巫”字在象形意义上似一个轻柔曼舞的女人,引申为能够以舞蹈降伏无形鬼神的人。“巫”字从“工”从“人”,从“工”者,其上一横象征天,下一横象征地,中一竖表示绝地通天;其左右各从“人”,意即“男觋”、“女巫”。原始思维下人与万物有灵的世界原本浑然为一,彼此互相渗透与交感,人与灵体之间密不可分,随时能相应相通,处在互生互动的关系。但当人们逐渐意识到人与超自然还是二分的世界,不是随时可以互相交往,而是要经由某些特别的神圣人物,以巫术交感的方式,担任人与超自然间的中介,这就是“绝地天通”的“巫”。“绝天地通”区分了人与天地的不同,但是人神间还是有着感通互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经由“巫”来完成,巫可以经由生命形态的转变或特殊的技术操作,得到了与神明类通而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仍保留着感受同一的思维模式。
《尚书?吕刑》云:
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衷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
这段话是说:由于人间发明刑法,滥杀无辜,上天震怒,将天人间的通路加以隔绝,从此,天神不再降格人间,人也无法上通于天。天地隔离了,人隔绝在天地神等世界之外,人神分离使人的灵性也就无法再与天地神等灵性相通,不能再沟通神意以实现人愿,就要由某些特殊的人物来作为沟通的桥梁。“巫”就产生了。
上古时,人民与神灵不相混杂。在百姓中,只有那种精明而不结婚,肃敬公正,具有智慧而能晓喻天地,具有才识而能光照远方,其目光明照,其听觉微彻,这种人,太阳神就会降临于他/她身上,男人就叫“觋”,是女人就叫“巫”。由此看来,只有那些德才兼备、威望很高的佼佼者才能担任巫这一神圣的职业。巫是最早掌握较高文化的群体,垄断文字、青铜等统治符号,承担祭祀、卜筮、星占、记史等诸多重要的职能,同时也利用自己通神的本领和渐次产生的一定医疗知识为人求福、祛灾、治病。那时医药不明,人有病痛必求助于巫,对神祷祝,求助神力,医就是在巫术治疗的基础上,累积经验发展出特定的医疗技术。早期医技大多起源于巫术行为,在生活上实践上与巫技并存共轨,经过漫长的复杂演化过程,逐渐形成自身完整的医术体系。
二、巫、医初分
随着王事工作日渐庞大和复杂,百工与百官逐渐分化。“医”从通天事鬼神的巫术活动,转向对生命的医治手段,更多地关注人本身,这实际上是对巫术的另一种改良与提升。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有擅长医术的巫变成医,但擅长于巫术除疾的巫仍然为巫,但是巫、医兼职现象始终存在,并且在很长的时期内,巫术治病是远较我们熟知的针石药物更为常用的手段。
巫因鬼神崇拜而产生,巫医初分,则是信仰与理性的合一。从原始社会巫“事鬼神祷解以治病”,到巫“多明药性”,到商代有专职的“小疾臣”巫医之设,深含其中的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历经的无数次病痛的失败沉重教训和日积月累的经验认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一旦人们从鬼神的幻觉世界回到人的现实世界,巫医之分也就势在必然。此时医药卫生活动虽仍然在巫卜的统治之下,但对人体认识水平、疾病诊疗水平的提高,以及专业医的出现等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启蒙与变革,医学科学开始萌芽。
但是最重要的是疾患认知的改变。上古先民对神祇信仰上的尊崇,要远超过对医疗实践的追随。疾病的致因,先民常常直接归因于人触犯各种神祇而对人的惩罚,或是自然界的仙或鬼在作祟。疾病观念本身就是神秘的,它被看成是由于一种看不见的、触摸不到的原因造成的,而这原因是以许多个不相同的方式来被想象的。甲骨文有“帝降疾”,这就是商代人将疾病视为上帝对下界的降警。
《礼记?祭法》云:“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变也。”
《说文》也云:“人所归为鬼。”
所以人们为了不让鬼魂作祟,消病除疫,就会采取各种手段安抚鬼魂,祭祀以讨好之,或者忏悔来减除鬼魂的不满,或者表示屈服以取悦之,或用某种仪式驱赶疫鬼。这一切就要借助于能够沟通人鬼间的媒介“巫”来完成。在先民眼中,疾病也是神秘的,人们把疾病致因视为鬼魂作用,它被想象成是一种看不见的、触摸不到的原因造成的,故寄希望于巫术行医,达到安抚鬼神而消除疾病的目的。先民对神秘力量的信仰,要远超过对医疗实践的追随。这也是古代巫医不分的渊源。
商代已称病为疾,甲骨文中“疾”字就像一人卧倚板榻津津出虚汗之状,以患者病态取其意,《说文》“有疾病像倚著之形”,这是古时人们出于对病况认识。商代疾患的确定,已到本之于体态特征的深入观察认识之上的阶段。对人体各部位,如首、目、耳、鼻、口、舌、咽、齿、颈、胸、腹、股、手、肘、肱、足、胫、趾等,均已有专词命名,病理感觉和病灶病发部位皆因之而定,说明医学已达到相当高度。虽然巫术治病大行其道,但到原始社会后期,人们对疾病有了一些朴素的认识,巫师已经具备了一些医疗知识,巫术中有时也包含着一些原始医学,所以人们开始不完全依赖巫术治病。
三、巫、医分立
医巫的分水岭就是历史的文化价值取向,医药成为科学文明与精英文化,而巫则基本上转向下层文化和神秘主义。医在其作为历史发展新生事物诞生之时及发展初期,巫医是当时唯一掌握医学知识的人,在总结利用医药知识积累方面,巫作用和价值是重要的,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但随历史的发展,随社会分工和追寻科学的需要,医学发展到需探求疾病病因、治疗的阶段,巫医则在其唯心性上与医学科学的发展出现了对抗,不可能再是促进的力量,甚至转化为消极的阻碍势力,巫术的不良疗效日益暴露。
医与巫最终决裂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不仅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和科学技术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医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春秋以来,巫医之谬及信巫不信医之害便不断遭到社会中有识之士的批驳和揭露,名医扁鹊提出对信巫不信医的人,医生就不应该给予治疗。但是并不是都有分离的趋势,如南方的整个战国时期的楚国,巫、医始终是同一个概念,未见分职之迹象。
东周正式设立医官制度,设医师、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职务,有医师、上工、下工、府、史、徒等级别,年终考评,《周礼?天官》有“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治愈率低于60%的人大概就要丢饭碗了。此时的医生称为“工”、“医工”、“治病工”、“疗病工”。又因为医乃方技,故也称“方士”、“术士”、“方术士”。注意此时的“医生”已经与“巫医”不是同一概念了。
历史上不断地闪现巫术的魅影,这是“祛魅” 的过程,人们相信巫术能够治病是出于对疾病的错误认识,但是巫术偶尔也能产生疗效。西汉刘向在《说苑?辨物》中说:
“吾闻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卜言耳。诸扶之而来者,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
远古人民认为万事万物都是与人相通的,人就是万物的本体,是原型,而他们之间就会产生“互渗” ,人的生命或灵魂不仅为人所有,还会在万事万物中得到反映。中医很多就是用这种现象来解释。五行学说,五色中青色与木对应,是春季,五味中的属酸,情绪中的是怒,天气中的属风,五脏中的肝,五官中的目。“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其病发惊骇,其类草木……”“在地为木,在色为苍,在窍为目……”中医将发于春天,面色发青,眼目不适,易于发怒的病症归为肝病。“通过这个神秘的木,可以互渗,相互感应和化生。”
凡此种种,说明历代医药风俗中,巫、医还是交杂在一起。尽管医药学不断取得进步,科学的成分在不断增加,但巫依然存在。事实上,到人类文化昌明,医学科学高度发达之后,落后迷信的医风医俗也不能最终消失。
中医发展是巫术不断被排除的过程。中医学巫术与医学分离并非是医学体系整体一致的行为,具体各层面之间的分离现象明显参差不齐。秦汉时期,在理论认识层面上理性医学确立,中医学已告别了巫术,但在经验操作层面上,两者一直保持着复杂的藕断丝连的关系。直到近现代,中医身上的巫术烙印仍然依稀可辨。医巫同源,中医学和巫术之间的纠缠不清、割舍不断的联系,最大的特点就是还具有内在的逻辑保障。后世对于中医学中的许多疑团,理论的种种虚幻性,中医独特的认知方法等往往成为医学甚而民间争论的焦点,其实,明了中医是在巫术文化背景,特别是结合巫术思维机制产生的,这才是得到科学的解释和合理的说明唯一途径。“由于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其各层面均留下了文化母体的烙印。”世界医学,巫术是各个民族医学的起源,这是没有人能反驳的,但是中国这一延续而非断裂的文明,使隐含在复杂医学技术中的巫术得以保存,并在漫长的历史传承中慢慢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人们潜意识里接受这一很多时候无法解释的现象,但科学教育的背景又会使人迷惑于这种纠缠。
总之,巫医活动在各个历史时期还是十分活跃。这也是必然的,医学科学的缓慢进步和民间接受的相对滞后,使各种古老的巫术仍能大行其道。甚至在当时各代的顶层医学中,当表层的许多巫技被大多数人所唾弃,巫术知识的荒谬性也为智者所识别,但观念和思维机制等却依然发挥着重大作用。东汉医家张仲景,开创了中医学临床治疗学,最先崇尚实用理性精神,他所著的《伤寒论》至今当属中医临床学的经典。但在他的思想中,巫的痕迹也很常见:《伤寒论》中的“烧裆灰”、“甘澜水”和取名白虎、青龙,真武的汤剂便是巫术神学的烙印。即使到了明代的张介宾,他的《类经图翼》中引证的也尽是风角、式占、六壬类术数书籍。当然,历史的进步还是有的,与早期的巫术不同,后代的医学治疗少了朴素而巫韵外露的特点,更多的是依靠操作繁琐来证明,用严格公式化占推,结论利于随意曲解的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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