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是元杂剧著名作家关汉卿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众多元杂剧爱好者喜爱的剧目，更是无数专家学者们研究的对象。以往的研究大多是从文学的视角切人的，现在从民俗学的角度再来重观《窦娥冤》，对于我们立体地了解和把握窦娥的形象，应该有所裨益。民俗之俗在民，民是俗的创造者和传承主体，是俗的生命载体。俗是民的物质精神诉求形式。民生活在有民创造并代代传承下去的由无数个民俗事象组成的俗的海洋里。俗因为有了民而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民众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民俗的社会里，在这里，无数的民俗事象规定了人们的角色扮演，什么角色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做了以后有什么后果，社会角色的扮演者们都一清二楚。这就形成了民俗秩序，在民俗秩序的无形掌控之下，人们的生活才有条不紊，社会上层的统治理念才能更好地得到贯彻实施，社会机体才能严整有序，这就是俗的力量之所在。
窦娥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同样生活在有无数民俗事象构筑起来的民俗秩序之下。首先，来看窦娥的女性形象：(1)窦娥的女性角色：在她来到这个世俗社会的时候，一个角色就已经确立，那就是作为女性的角色，这是一个性别的定位，在这种定位之下，窦娥就必须学习扮演一个为民俗的也是为传统的社会所认可的女性角色，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遵从“三从四德：三从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者，事公姑，敬夫主，和妯娌，睦街坊”。 窦娥在其短短二十年的生命历程中，成功地扮演了当时的民俗社会所赋予她的性别角色，尽管这个角色的成功扮演其结果是以牺牲女主人公的个体生命为代价，但是这样的结果却以一种崇高的悲剧美的形式再现了当时的民俗传统，为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所认可。因而窦娥对三从四德的恪守，对民俗传统的守护，在某种程度上使她成了当时的民俗社会所制造出来的一个楷模。在我们以今天的眼光看来，窦娥无疑是当时的民俗传统的牺牲品，是当时的民俗传统扼杀了窦娥年轻鲜活的生命，但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现实之下，窦娥要遵从和捍卫民俗传统就必须牺牲个体生命，因为她一方面面对的是当时的民俗传统所要求的三从四德，贞心自守，用窦娥的话说就是“好马不鞴双鞍，烈女不更二夫” 另一方面，她又必须面对当时贪官污吏横行，政治极度黑暗的社会现实。权衡之下，窦娥最终选择了用鲜血，用年轻鲜活的生命作代价，成功地扮演了当时的民俗社会所赋予的女性形象。对此，无论我们今天认可与否，都已不再重要，因为移风易俗，民俗传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民俗传统，过去的民俗传统，我们今天可能不认可，可是谁又敢说我们今天所遵从的民俗传统，若干年后的人们还会遵从吗？这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2)窦娥作为童养媳的角色：这是从她作为女性角色的基础之上又衍发出来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童养媳这个词对于民俗学者来说并不陌生，在对中国古代甚至近现代社会的婚姻进行民俗学意义上的研究分析中，童养媳是作为童养婚特定形式的产物而存在的。童养媳在《中华古代文化辞典》里是这样注释的：“亦称‘养媳’。旧时婚俗的一种。即收养幼女进门，待长成后给子弟做妻子的婚姻形式。” 作为童养媳的女孩子一般都家境贫苦，被迫典卖给男方家庭，由男方家庭供养并作为男方家庭的劳动力来使用。在旧时的家庭里婆婆有很高的地位，媳妇则地位低下，而作为童养媳其地位就更加等而下之。因此，在传统民俗学的视野里，童养媳是一种苦难的象征，是肉体与精神受到极大摧残的代名词。当然也有例外，至少在《窦娥冤》里就是这样，窦娥三岁丧母，七岁上被迫卖与放高利贷的蔡婆婆做童养媳，至十七岁与夫成婚不上二年又丧了丈夫，与蔡婆婆相依为命。在剧中我们清晰地看到，窦娥作为一个童养媳角色的女性形象。窦娥严格地恪守着当时的民俗传统所要求的妇道、孝道，窦娥能够如此严格地恪守这些民俗传统，除了与她自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有关之外，还与蔡婆婆特殊的家庭结构有很大的关系，蔡婆婆家中人丁稀少，仅有一子，不想又过早亡故，仅剩菜婆婆与窦娥这两个妇道人家相依为命，按照旧时的民俗传统来说，妇人是不能算作纯社会意义上的“人”的！家中没有男丁，其生活之诸多艰难不便更是可想而知，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家庭结构中，窦娥作为童养媳的角色才能够形成与蔡婆婆唇齿相依的关系。她们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平等的，这在蔡婆婆被张驴儿父子逼迫，被迫答应嫁与张驴儿之父时，窦娥的几段唱词中得到了直观地体现：“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道到中年万事休，旧恩爱一笔勾，新夫妻两意投，枉叫人笑破口。”  “婆婆也，你岂不知羞！”“旧恩忘却，新爱便宜………亏杀前人在那里，更休说本性难移。” 从这几段具有很强不满和讥讽意味的唱词中，直接表露了窦娥对于当时的民俗传统所规定的“好马不鞴双鞍，烈女不更二夫”的严格遵从；另一方面，这几段讥讽蔡婆婆的唱词，也从侧面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窦娥与蔡婆婆在某种程度上是平等的关系。这是窦娥这一童养媳角色与传统民俗学意义上的童养媳角色的特别之处。
(3)窦娥的寡妇形象：寡妇也是民俗学视野里的一个特殊意象，寡妇在民俗传统里边意味着贞心自守、守节尽孝。一个寡妇的角色要在人生的舞台上成功地扮演，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自古就有俗语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在众多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之中关于寡妇的故事比比皆是，更有甚者，因害怕女儿不能保守贞节，甚至发生了亲生父亲逼死守寡女儿的人间悲剧，足见寡妇角色在民俗传统里的艰难处境。窦娥悲剧性的命运结局，如果因此将之归因于其自身的寡妇角色，未免失之偏颇，可是也不能否认这种联系的客观存在。寡妇形象在民俗传统里边本身就是一个是非多多的民俗意象，围绕寡妇形象展开的民俗故事俯拾皆是。窦娥命运的悲剧性转折，就是从张驴儿父子这对无赖的出现开始的，在这之前窦娥与蔡婆婆一直相依为命，婆媳情深，生活过的安静而又祥和。可是张驴儿父子这一对光棍为何偏要赖上蔡婆婆与窦娥呢？在这里寡妇作为民俗学里的特殊意象，其所蕴含的特殊意义就显现出来了，在民俗的传统里边自古就有阴阳调和，男婚女嫁之说。寡妇意味着出嫁之后丧夫，在民俗传统里边，男人普遍具有很强的处女情结，而女性一旦丧失其处女身份，她的名誉地位就会迅速贬值，变得轻贱，尤其是未嫁便丧失处女身份或已婚改嫁，更是如此。张驴儿父子之所以如此明目张胆地要挟逼婚，与蔡婆婆和窦娥这两个人的寡妇身份是分不开的，在张驴儿父子看来，他们救了蔡婆婆一命，自然应该有所回报，这对父子是光棍，而那边一对婆媳又正好是寡妇，恰似天作之合一般，于是很自然地就发生了张驴儿父子要挟逼婚的事情。剧中张驴儿的一段台词，很能说明她对寡妇的轻贱之意：“这歪刺骨，便是黄花女儿，刚刚扯的一把，也不消这等使性”。 因此可以说窦娥的寡妇形象在导致她的悲剧命运结局中起了重要作用。对于民俗传统所赋予寡妇形象背后的特定意象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其次，窦娥的思想构成：《窦娥冤》中展现的窦娥形象，其思想构成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佛教的因果报应，转世轮回思想：窦娥在感叹自己命苦时曾唱道：“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 窦娥在人生的痛苦中苦苦挣扎，绝望之下，只得面对现实，将现世的苦难归结到前世的“烧香不到头”，无奈之下，只好将希望托付与来世。宗教观念作为民俗传统中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的民众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的规范行为和慰藉精神的作用；
(2)儒家的妇道、孝道观念：窦娥的思想里体现出了强烈的儒家妇道、孝道观念，窦娥对于“好马不鞴双鞍，烈女不更二夫”的忠贞操守的遵从，在奉行“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的昏官威逼之下，为了免除婆婆的皮肉之苦，而含冤负屈！这一切都体现了这一点，恪守妇道，尤其是尽孝的民俗理念，在有元一代，曾高度的畸形化，对此《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 和《元史》 中都多有记载。也正是当时的民俗传统对于孝道的极度规范，才使得元人普遍地极为看重孝道。窦娥在被押赴法场之时，仍没忘了嘱咐刽子：“前街里去心怀恨，后街里去死无怨”，生怕婆婆撞见伤心，这仍是出于孝道的考虑，可谓至死不渝。窦娥对于婆婆的孝心，至此按说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可是关汉卿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将窦娥的孝道观念又升华了一步，安排了窦娥的鬼魂在为自己洗冤的同时，仍没忘了自己的父亲窦天章：“俺婆婆年纪高大，无人侍养，你可收恤家中，替你孩儿尽养生送死之礼，我便九泉之下，可也瞑目。”至此故事得到圆满的结局，窦娥冤屈得雪，孝道得尽，心愿已了，终于可以瞑目了。情节的发展层层推进，窦娥作为一个恪守孝道的孝妇形象，终于一步步丰满充盈起来，最后成了当时的民俗传统一手塑造起来的至孝楷模。
再次，窦娥三桩誓愿的民俗学意义：窦娥原本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她的贞心自守、恪尽孝道，只是本着当时的民俗传统对于个体的规范而做出的遵从性选择，是一种民俗传统见之于个体的表征。窦娥尽管命运悲苦，三岁丧母，七岁别父，十七岁与夫成亲，不上二年，丈夫亡故，与婆婆相依为命，但是所幸蔡婆婆有些积蓄，日子还过得下去。窦娥尽管对于命运的多舛，不免有抱怨之词，但是更多的是选择面对现实，寄希望于来世。而张驴儿这对无赖的横空出现打破了窦娥宁静的生活，一步步把窦娥逼上了绝境。当窦娥含冤负屈被押赴刑场之时，满腔冤屈却无处伸张，只能用一腔悲愤，质天问地：“[正宫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窦娥在面对现实的无奈之下，绝望中，只得采取了民间誓愿的模式，许下三桩誓愿：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以这种有悖常理的神异现象来洗刷自己的冤屈，证明自身的清白！这种在冤屈无法得到伸张之时，发誓愿的形式，是民俗传统里的常态模式，无论是在众多民俗故事，还是在民众日常生活中都经常出现，是民众对于上天信仰的一种巫术式反映，民众相信天人感应，相信天的无所不知，更相信天的公正无私。因此在俗世里的冤屈无法得到伸张之时，民众往往会求诸上天，以誓愿的形式来证明自身的清白和所承受的冤屈，是民众绝望之下的一种精神诉求方式，也是民俗学里民众的民俗心理取向的一种表现形式，尽管这种方式是一种虚妄的，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虚构模式，但是这种民俗传统里的模式同宗教模式一样，同样可以达到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慰籍心理创伤，强化生存信念的效果，因而具有民俗学上的特定意义。
   至此，我们分析了窦娥的女性形象、窦娥的思想构成、窦娥三桩誓愿的民俗学意义、从这三个层面来认识窦娥，把握窦娥形象在民俗学视野之下的特定意义，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窦娥冤》，应该有所裨益，同时也凸现出民俗学在解析具有丰富民俗事象的文学作品时的工具性价值之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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