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世纪80年代海峡两岸关系松动至今，两岸交流已有20余年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新闻媒体不仅开启了两岸关系的破冰之旅，而且以其多元的媒介功能及拓展，推动两岸关系在广度与深度上不断发展。有关新闻媒体在两岸交流中的角色论述，目前多散见于业界的言论访谈之中，且多为感性描述之语；在学界，专门针对传媒在两岸关系中之作用的研究仅散见于少量文献，且缺少历史性的梳理和理性分析。鉴于此，有必要对台湾报纸在两岸关系中的多重角色进行系统的历史述评，阐释其在当下两岸关系中的功能，展望在未来两岸发展中的可能性。 根据已有调查，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台湾民众获取祖国大陆及两岸关系信息的渠道以报纸和电视占据最大比例，并拥有最高的可信度。此外，虽然在新媒体占主导地位的媒介背景下，报纸等平面媒体在台湾的经营举步维艰，影响力有所下降，但它仍是报道评论两岸关系的重要媒体。因此，本研究的对象以台湾报纸为主，间以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体为参考，时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报业解禁，采取社会历史分析、文本分析、数据统计等社会、人文科学方法。本文首先历史性地论述台湾报纸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多重角色和功能变迁；其次论述2008年台湾政坛的政党轮替带来两岸关系的新形势，并以《中国时报》为研究个案考察其在当前两岸关系中发挥的功能；再次，前瞻未来新闻媒体助推两岸交流的新模式和可能性。 一、台湾报纸在两岸交流中的多重角色 就台湾媒体赴祖国大陆采访的历程来看，从1987年《自立晚报》记者突破禁令的大陆之行开始，随着两岸交流曰益密切，台湾媒体在两岸间的桥梁角色和助推作用也随之拓展，呈现出多重角色及其功能变迁。 (一)媒体先行：春江水暖鸭先知 在海峡两岸20多年的交流历程中，《中国时报》原总编辑黃肇松以“春江水暖鸭先知”来比喻新闻交流作为两岸关系先行者的角色。无论台湾或祖国大陆，媒体先行都预示了两岸时局的转好，充当两岸关系的“先知”角色。1987年《自立晚报》记者徐璐、李永得率先辗转至大陆公开采访，为即将赴大陆探亲的国民党老兵探路，不仅充当媒体急先锋，促动两岸新闻接触，并且成为两岸关系此后转向对话的先行探路者。继徐、李之后，台湾媒体纷纷绕道来大陆采访。在隔绝半个世纪之后，面对两岸的心理隔阂与观念差异，新闻媒体的近距离接触将大陆的真实信息传递岛内，迈出沟通的第一步，有助于破除长期以来敌对的格局，这种试水角色为以后两岸广泛的接触作了铺垫。 不过，先行者的角色并非总是带着开放和公正的心态。两岸不同的政经制度和意识形态敌对既久，加上彼时岛内经济发展优于大陆，这些媒体先行者看待大陆的心态和视角相应也带着优越感和某些偏见。比如徐、李在大陆的采访就“没说什么大陆好话。甚至可说，他们开始是瞧不起大陆的”。一些记者“着重强调大陆社会的负面”，描绘大陆人“认钱不认人，贪得无厌”，官员“要不是蛮横霸道，就是土得可笑”，那个时候对于大陆社会一些比较不文明的行为”，一些台湾记者“会采取有点挑毛病式的报道”。 (二)媒体纽带：两岸本是同根生 媒体先锋的破冰之旅顺应民意，不仅打开了两岸接触的大门，也将进一步的社会沟通和民间交流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两岸隔绝既久，从民间到官方都存在很深的隔阂。此时媒体成为连结两岸民心、增强感情的重要纽带。 赴祖国大陆驻点采访是台湾媒体报道大陆新闻的主要方式，这种报道既包括重大事件，如全国人大与政协“两会”、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北京奥运等，又有微观层面的日常生活，如各地的文化习俗、旅游饮食等。如果说微观层面的报道有助于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社会的常态生活，培养岛内民众对大陆的亲近感，那么对重大事件的报道则有议程设置、舆论引导的作用。如2003年两岸春节包机首航、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08年两岸实现大三通等，《中国时报》、《联合报》等均在第一时间作出专题报道，这不仅增进岛内民众对大陆的熟悉度，更重要的是这些积极的宣传报道方式，有利于营造两岸民众共同的民族自豪感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从心理层面建构两岸交流的坚实的民意基础。 台湾媒体除了在大陆采访外，自1992年开始的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这一模式，同样让台湾的新闻媒体在两岸关系中扮演着纽带的角色，发挥多重作用。首先，记者深入内地基层作细致的行访，透过笔端和镜头传递大陆的真实信息，通过细节报道大陆新时期的发展情况，消除误读成见，唤起两地在历史文化上的共同意识。其次，联合采访也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许多台湾记者是首次踏上祖国大陆，其父辈或随国民党退居台湾，或祖先来自大陆，家国思念之情代代相传。如今踏上大陆，虽然生活环境有别，但在小异中见大同，对共通的语言文化感同身受，采访的过程也即是寻根的经历，体验同根相连的血脉文化，并将这种体验传达给台湾民众。再次，联合采访的模式突显出两岸新闻从业者的问题视角及背后新闻思维的差异，两种新闻观念与媒介体制在联合对比中沟通与共存，双方记者在采访中只有相互尊重并相互借鉴，才能更好地沟通合作，确立两岸新闻交流互动的局面，这是联合采访背后的深层意义。 (三)媒体维系：两岸政治关系的“稳定器” 当民间领域的交流逐渐成为两岸关系的常规化内容，高层的政治沟通也应时之需，成为两岸关系的另一议题，而政治对话首先正是透过新闻传媒建立起互信的尺度与共识的基础。 自1979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起，有关两岸关系的政策信息均通过媒体在两岸间传递。台湾媒体向岛内反映大陆政局和两岸关系的政策，发挥使者传音的作用，这在两岸早期的接触中已有所体验。1990年9月26日，适逢北京亚运会期间，国家主席、时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接受了台湾《中国时报》总编黄肇松一行的采访，就《中国时报》有关两岸关系提出的十个问题做了综合答复，第二天《中国时报》在“焦点新闻”版中进行了整版报道：《杨尚昆：希望两岸有直接沟通的渠道》。报道分主题“实行双轨制度互不干预”、“避免中介者政治投机、最好能直接谈”、“武力并非针对台湾同胞”、“希望两岸领导人能共同推动中国统一”、“常注意台湾舆论与当局谈话”等，对杨尚昆主席有关两岸关系的谈话看法作了详细报道。此次报道向岛内民众传递了相当多有关两岸关系的政治信息，其中表述了祖国大陆对台湾同胞的善意和对两岸关 系的诚信态度，该报道又经其他媒体转载后，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由于20多年来的有效沟通，当下两岸的往来趋于理性化，台湾主要的偏蓝媒体在舆论引导时能够秉持相对理性客观的分析原则。如连战访问大陆前夕，《中国时报》刊登《连战：两岸勿再以内战格局看待》的报道，提出大陆之行要基于现实，寻求未来互动关系，共商“两岸共同市场”问题；《联合报》发表《连访大陆为两岸关系开新局》，为连战“和平之旅”营造一方有利的言论环境。连战行程期间，两家报纸均开辟专版，其新闻评论多立足于开创两岸和平局势的积极立场，历史性地评价访问给两岸关系的停滞带来转机。在面对两岸僵局时，这些媒体基本起到岛内舆论环境“稳定器”的作用，如1999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2000年民进党执政等致使两岸关系出现僵局和短暂停滞的关键时刻，偏蓝媒体基本能秉持理性思考、客观报道的原则，“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分析，透露了大量信息，基本上能够使得两岸当局避免误判，使两岸关系始终停留在稳定阶段”。 与此同时，偏绿媒体也在极力宣扬另一种声音。仍以连战访问大陆为例，2005年4月26日的《自由时报》发表社论《奉劝连战别当伤害国格尊严的罪人》，并在“焦点新闻”刊登《对岸便宜占尽我岂能坐视》、《保台义勇军出征机场》等文，责斥连战之行；次日头版又刊出《送机大混战血溅机场》大幅图文，为台独声音推波助澜。又2008年5月20日马英九就任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当天，《自由时报》刊登《马就职前夕中国仍打压台湾》，并发表社论《统一在这一生不太可能发生——期待马英九总统站在这个基础上订定治国大计》，如此种种不断制^造**面舆论，在两岸关系中注入不和谐之音。长期以来两种声音的影响此消彼长，两岸关系正是在上述复调式的新闻话语中显出其发展的复杂性和长远性，此时媒体作为“稳定器”就显得格外重要。 (四)媒介平台：经贸文化共荣 20世纪90年代初期，台湾媒体对祖国大陆的新闻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政治与经济状况，尤其是经济发展对台岛的影响。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稳定的高速增长，这为台商到大陆投资创业提供了大量的机遇和空间。为了报导大陆商情，岛内各大纸媒如中时、联合等均开设“大陆经贸”或“两岸经贸”的信息板块，为台商赴大陆创业和两岸经贸往来传递商情商机。 当台湾媒体的大陆采访工作从初期的磨合逐渐进入熟练的拓展阶段后，另一项重要活动就是与祖国大陆新闻界的人员机构展开合作，两岸媒体机构利用自身的资源组合能力，联合展开广泛的社交活动，为两岸在经贸文化领域的对话合作搭建平台。1992年11月18日至19日，“变迁中的两岸经贸关系”研讨会在台北举行，这是两（中国论文联盟www.lwlm.com整理）岸首次在台北合作举办研讨会，也是两岸媒体首次合作在台湾共同举办的经贸研讨会。两岸经济、金融、法律等学术和业界人士，就两岸有关议题展开正面的交锋探讨，促进两岸经贸关系向互利共济、理性健全的方向发展。研讨会的发起和组织单位正是大陆的中国新闻社和台湾的《中国时报》。此后两岸媒体又在上海和台北两地合作举办了第二、第三届经贸关系研讨会。就此而言，媒体在推动两岸交流的层面已超越了信息传播的基本功能，充当了一种广泛的媒介平台角色，它以联系人的身份构建平台，创造两岸直面对话的机会，这既是两岸关系的不断推进，也是媒体功能的进一步拓展。 (五)存在的问题 由于两岸关系长期的历史对立，新闻传媒在促进两岸交流的过程中仍有未尽善之处，从台湾媒体的角度而言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第一，对祖国大陆的报道整体上仍停留于表层阶段，关注点主要集中于经贸、文化、社会的重大事件或硬性新闻，较少关注日常生活的软性信息，对风物民情、地方历史文化的常态报道不够。深度报道更少，因而台湾民众从新闻中看到的多是大陆的政治经济事务、天灾人祸等事件，对民生的常态生活、观念习俗等常规化、结构性内容缺乏深入了解，不免对大陆的认知流于表面和感性。第二，台湾有诸多媒体由于受政府机构资助，无论是偏蓝或偏绿，新闻报道立场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倾斜，致使在对待祖国大陆或两岸关系的一些问题上，由于主观褒贬的色彩或别有意图而失之公正。第三，自两岸恢复沟通20多年来，各领域的交流日益密切，但就台湾报业而言。相关报道在版面数量上并没有反映这种交流密度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已有多家报纸开辟版面报道大陆与两岸新闻，如今这些报纸除经济类新闻有所扩版外，其余并无大变化(见表1)。 二、《中国时报》在两岸关系新形势下的角色变迁 2008年上半年民进党“台独政权”终结，国民党重新执掌政权。岛内政治生态的剧变促成了两岸关系的新形势：马英九当局推行务实理性的两岸政策，使两岸关系在2008年出现了重大转折。统“独”矛盾退居次席，和平对话与合作成为两岸新的主流形势。在台湾报纸中，《中国时报》是持续报道祖国大陆与两岸关系的重要平面媒体。因此本文以《中国时报》为研究个案，采取短时期数据统计与分析的方法，分别统计该报2007年上半年和2009年上半年有关祖国大陆和两岸关系的新闻报道数量，通过多维度的内容对比分析，考察《中国时报》在2008年台湾政局变化前后所发挥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功能的变迁。 第一，将《中国时报》有关祖国大陆和两岸的新闻按内容分为政治、经贸文化和社会三大类别。政治新闻包括大陆的内政、外交、军事，以及两岸会谈、政治互访；经贸文化新闻包括大陆的经济政策及建设、外贸出口、文化艺术，以及两岸的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社会新闻包括大陆的社会建设、民间风情，以及两岸通航旅游等民间交流。《中国时报》有关大陆和两岸关系的新闻报道，2007年主要集中在“两岸新闻”版，2009年开辟为“两岸新闻”和“大陆新闻”两个版面。 图1、2、3、4中的变化表明：无论政治、经贸文化、还是社会类新闻，与2007年上半年同期相比，2009年在数量上均呈现上升趋势。新闻总量也随之增加。这说明随着两岸关系大气候的转好，台湾社会和新闻界对大陆状况给予更多关注，两岸关系也成为台湾社会日常的重要议题。媒体成为这种变化的窗口，《中国时报》2007年仅辟有“两岸新闻”一版或半版报道大陆和两岸新闻，到2009年，除“两岸新闻”版之外又增加“大陆新闻”版，对大陆和两岸的报道更加全面详尽，这种变化反过来又为岛内了解大陆提供了便利的信息环境。 第二，在2007年上半年有关祖国大陆和两岸关系的新闻报道中，新闻总量1202条，其中政治类385条，经贸文化类211条，社会类606条。在2009年同期的新闻中，新闻总量1993条，其中政治类435条，经贸文化类582条，社会类976条。 图5显示，无论民进党执政期还是国民党执政期，社会类新闻始终占据整个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这说明尽管政坛更替，但民间社会来往仍然是目前两岸交流的主导方式，是推进两岸关系的基础。就政治新闻而言，民进党执政期的32％高于国民党执政时期的21.8％，这是因为此时“台独” 政策与大陆“一国两制”的统一政策存在根本性对立，这种对立一再成为媒体关注和制造话题的重点；而国民党上台后，两岸在一个国家的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此时首先加强两岸民间和经贸文化交流成为两岸关系的主流，在夯实民间社会的联系后，再自下而上推动两岸的党际和政治对话。因此2009年政治新闻与2007年相比有所下降。此外，经贸文化新闻在2009年明显增多，占据新闻总量的近三分之一，反映了两岸政治气候的好转为经贸文化往来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和空间，成为两岸交流的另一重要渠道。 第三，根据新闻报道的立场和传播效果，将以上新闻做另一种划分：一类是有利于祖国大陆及两岸和平关系或保持中立的新闻，一类是不利于祖国大陆及两岸和平关系的新闻。图6显示，2007年由于两岸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在对大陆的政治报道中，《中国时报》采取维护台湾政治体制的立场，以负面视角选择性报道大陆的政治状况，强调腐败现象、军事威胁、言论控制、人权自由等问题，并频繁使用“中共”字眼以突显党际立场和意识形态差异。因此图6中2007年对大陆不利的新闻占据总量的三分之一。至2009年，两岸关系的改善使台湾舆论对大陆的政治偏见明显减少，媒体更多以客观、理性、专业主义的态度报道大陆的政治态势，为岛内执政党与祖国大陆的政治对话提供信息参考和舆论支持。 图7显示，同样由于政治大气候的转变，2009年有关经贸文化的负面新闻明显减少。此外，适逢台湾岛内经济急需抓住外部机遇走出低谷，因此岛内媒体密切关注祖国大陆的经济建设和投资环境，多以正面视角介绍大陆的经济政策和台商情况，这种信息流动和舆论引导有利于推动两岸的经贸投资与合作。 在2007年对大陆的社会新闻报道中，多以天灾人祸作为主要新闻占据大幅版面，这种新闻选择一方面由新闻本身的特性决定，同时也透露出台湾媒体和民众对大陆形象期待性的负面理解。至2009年，两岸关系的缓和、大三通的实现，均推动民间交流在广度、深度和频率上的提升，如图8显示，负面社会新闻相应减少，而以两岸民众互访互游为主，辅之以介绍大陆各地的风土人情，大陆的正面形象随之也有所提升。 总体而言，2007年上半年不利于大陆的新闻总计319条，占新闻总量的26.5％；2009年上半年不利于大陆的新闻总计264，占总量的13.2％，与2007年相比减少一半。这一变化说明，随着国民党执政理念的转变，两岸对立的僵局有所缓和，媒体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传达出岛内对大陆的善意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努力。 经过以上共时和历时性分析和对比，可得出以下基本结论：第一。相比2007年，2009年《中国时报》在两岸关系中发挥积极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功能有了一定改观和提升，同时体现出两岸自2009年以来在各个领域的交流继续推进，两岸关系成为台湾媒体和岛内民众关注的重要内容。第二，在两岸新形势下，《中国时报》继续充当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推动力，不仅以三分之一的新闻报道量为台湾民众传递大陆经济文化、台商投资等信息，并且为两岸对话提供交流机会和平台。第三，政治格局和风向极大影响《中国时报》报道大陆的内容和方式，其报道祖国大陆新闻、建构祖国大陆形象受2008年台湾政局变化的影响巨大。以2008年为界，政党轮替前后《中国时报》对大陆形象的呈现透露出差异性的态度和新闻立场。 三、未来两岸关系中的新闻媒体及其可能性 (一)媒体推动：理念先行 在未来的两岸关系中，新闻媒体将继续担当信息传递和舆论引导的先行者角色，尤其是宣传有助于开拓两岸关系的创新性理念及其实践。虽然媒体不能越位代替行政部门进行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但当一种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的新理念提出，如“两岸共同市场”、“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等，必要依赖于新闻媒体不遗余力地宣传以扩大其影响力，评论其优劣利弊，上传下达官方决策和社会民意，通过舆论引导、新闻评论等方式为两岸关系的发展提供新思路和新方向。 (二)“两岸共同媒体”：两岸媒体合作新形式 “两岸共同媒体”这一概念由郭伟峰提出，指“两岸传播人共同合作构建的新闻媒体，是两岸新闻与传播的共同信息平台”，以共构性、两岸性、民族性为基本特征。”’它在两岸媒体交流和大局关系发展中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其一，它体现了一种新的媒体合作模式来增强两岸新闻交流。在两岸媒体共构的趋势下，两岸应突破此前媒体互访的初级阶段，开辟深度合作的新模式，尝试在资本、人力、媒介管理等方面实现两岸媒体的资源联合与共享。这一层面的合作较少受两岸政治体制与媒介制度差异的影响，在当前两岸关系的现状下，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与操作性。其二，如果说，上文中两岸记者联合采访的意义在于将两岸不同的媒介思维和运作模式并置在同一个采访对象和语境下，突显二者的同与异，那么“两岸共同媒体”这一理念模式，则试图在此基础上将两岸新闻事业在媒介体制上的差异问题暂时搁置不论，将二者的新闻实践加以联合，联合的基础不仅在于海峡两岸这一共同的新闻实践对象，更重要的是凭借网络等新媒体形式，共享同一个运行平台，在民族文化认同这一大前提下，在社会体制差异中寻求具体新闻实践的合作。因此，“共同”的理念不仅具有媒介形式的意义，也体现出这一概念中共同的媒体社会责任、民族文化认同的涵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祖国大陆和台湾当局在处理两岸关系上“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策略性意义。 “两岸共同媒体，’的可能性建立在两岸新闻交流进入“共构期”的基础上，即逐步实现两岸媒体在资金、人员、信息方面的双向互动与资源共享。关于这一层次，“中国评论通讯社”自称是“两岸共同媒体”的代表。然而笔者以为，“两岸共同媒体”应该不仅在于资金、人员以及信息的共构，这仅停留在媒体形式的操作层面，更深层的应是由此形成两岸同根的心理共构，即由“两岸共同媒体”建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细言之，“两岸共同媒体”以信息共享和交流的方式在两岸间建立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借助这种媒体形式，通过阅读共同的文字和文化，台湾民众的信息视听能与大陆保持同步关联，反之亦然，无论是祖国大陆还是台湾新闻，两岸民众都能在第一时间相互知晓。这意味着两岸之间不再可能保持各自的独立封闭，而是以地理和心理共同体的形式在两岸之间形成密切的信息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是时空上的，更重要是心理意义上的，它改变了两岸民众过去的思维程式和内容，或者说改变了过去对大陆和两岸关系这一问题的思考方式，以往是两岸相互报道乃至在报道中相互批评，而在共同媒体的合作模式下，媒体联合而不是媒体对抗，共同报道而不是两岸对立被纳入公众的视野和话语中。换言之，“两岸共同媒体”通过对两岸关系的不断报道再现，使得在中华民族这一共同立场上的两岸交流成为一个双方都无法回避的主题。不仅如此，“两岸共同媒体”共同构建了一个基于媒体传播的虚拟的信息地理空间，在这一传播地理空间中，两岸民众不仅共享同一个媒体资源平台，并且通过对信息的交换性解读，感知到一个由共通的语言、认知方 式、情感表达、历史传承等文化因素构成的族群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在宏观的层面上超越了具体观点立场差异的局限，而包含了共同的民族性特征。从心理层面而言，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由于其同构性、两岸性、民族性，不仅成为两岸民众进行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的重要依凭，塑造了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民族意识，还影响到他们对待两岸及其关系的态度，即舆论和民意。因此从长期的传播效果而言，“两岸共同媒体”的深层意义在于塑造了两岸民众的认同感和向心力，为两岸和平发展的主流局面奠定持续性的心理基础。 这种深层意义上的“两岸共同媒体”，需要两岸媒体从业者在现有的合作基础上继续长期地探索交流，逐渐积累起心理层面的联系与共鸣，并在实践中检验其效果，并非一蹴而就之事。所以说“中国评论通讯社”和“中国评论新闻网”也仅是“两岸共同媒体”的初步形态。不过无论如何，“两岸共同媒体”作为今后两岸新闻交流的一种新模式，一方面以其舆论影响力能够推进两岸关系的改善，同时其本身的不断发展演变就构成两岸关系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共同媒介文化：建构两岸民族认同 在未来的两岸关系中，作为民间基层的文化交流无疑将更加密切，这种交流一方面通过面对面的互访，另一方面在常态下仍要倚重于两岸媒体的合作。前者受到时空的局限，后者则由于超越时空的便利和媒介技术的成熟而必将成为主导范式。其中，基于广播影视形式建构两岸共享的媒介文化，是两岸文化合作极具价值的主题，它不仅是两岸媒体交流以后有所作为的发展方向，并且对于共建两岸共同文化市场也将具有积极的贡献。媒介文化由于媒体的参与而具有广泛的文化传播功能，这为两岸的媒体合作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空间。两岸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关联和现代共通性，以此为基础和对象进行媒体的演绎再现，对于两岸民众而言，具有一种普遍可接受的文化传播效果。例如《水浒传》、《康熙大帝》、《铁齿铜牙纪晓岚》等大陆电视剧在岛内的热播；同样，在内地公映的台湾电影《海角七号》充分反映了闽文化的精神特色，在两岸尤其是闽台两地引起了共鸣。从这些实例中不难看出，打造两岸共享的媒体文化产业，不仅是两岸文化交流的有效渠道，也，有利于两岸民众的心理同构和文化认同。 在两岸文化交流中，闽台地区文化又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闽南乃至整个福建省与台湾“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台湾地方文化的形成主要植根于闽南文化，其语言、民间艺术、信仰、风俗等都与闽南文化一脉相承，两者构成了闽台文化这一整体性的文化形态和文化区域，这为建构两岸媒体文化提供了共同的对象和参照系。因此，在海峡东西两岸的文化交流中，闽台媒体可充分发挥区域性联合优势，利用这一文化平台和广泛的传播效应展开协同作业，以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的形式，共同“拓展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等两岸共同文化内涵”，“加强祖地文化、民间文化交流，进一步增强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连接两岸同胞感情的文化纽带作用”，打造闽台受众共同消费的影视艺术和文化产业，如歌仔戏、布袋戏、木偶戏等，以文化联结民心，培养对闽台文化的共同认知和自觉，逐渐建构一个两岸性、区域性的媒介圈、文化圈和消费圈。建构两岸共同媒介文化，一方面为进一步开拓两岸关系的文化合作空间与消费市场开辟道路，更重要的是，通过共同媒介文化的建构，旨在树立两岸文化认同的心理意识，后者是民族身份和家国认同的基础，也是遏制岛内“文化台独”的有效途径。 综上所言，在当下媒介时代的背景下，媒介改变社会交流的内容和方式，台湾新闻媒体及其与大陆新闻界的交流，不仅会在两岸交流进程中成为一支必要的舆论影响力量，并且能为两岸关系在新形势下提供新的交流思路和内容，为拓宽和加强两岸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创造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