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者之间有着非常密切并且是多方面的关系与联系。我们认为,主要包括两重关系:首先是源与流的关系。邓小平理论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又是其重要来源之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后者从邓小平理论那里吸取了丰富的理论营养;其次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不言而喻,这重关系,即邓小平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者地位与作用,是由源与流这重关系决定的,或者说派生出来的。因此,当我们揭示和认识了这两重关系,就可以深入且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与联系。 一、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源与流关系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源与流的关系,具体表现为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形成、发展提供了坚实且深厚的理论基础,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相比较,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更有直接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其它组成要素更多的是从邓小平理论这里吸取思想营养,寻找理论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崭新的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建立,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邓小平理论为它提供了崭新的基础与依据,从而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得以提出,并且具有丰富的理论底蕴与实践价值,由此得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邓小平理论一起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源泉和理论基础,首先是指“实践源泉论” 邓小平认定,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一种正确思想,只能是来源于社会实践,以实践为源泉。邓小平援引了毛泽东的著名论述: “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1〕总之,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2〕。1984年10月12日的讲话中,邓小平对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次经济体制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他接着强调说:“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着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邓小平在这里明确地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实践对于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即源泉作用。邓小平在同外宾介绍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时还说,“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3〕。在这段话中,邓小平说得很清楚,我们现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是认真吸取过去革命与建设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的结果,也就是来源于过去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关于这个观点,邓小平在另一次同外宾谈论改革开放时也曾强调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4〕因此,“关键是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而邓小平在关于他个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所起作用的谈话中,则更进一步论证了这个观点。邓小平强调说,“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是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5〕。这也说明,关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不是来源于个人的主观想象,而是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也就是来源于社会实践。 上述有关实践与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关系的这一系列论述表明,邓小平倡导并坚持“实践源泉论”。邓小平曾经引用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应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6〕这段名言来说明真理与实践的这种关系。 (二)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源泉和理论基础,其次是指实践马克思主义观 改革开放前后,邓小平曾多次强调说,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么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并没有真正弄清楚。而之所以未能弄清楚这个问题,主要原因就是缺乏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因此,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前夕就指出要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就提出了应当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主张。 邓小平坚持和倡导的是实践马克思主义观的。所谓“实践马克思主义观”,就是站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的角度,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为出发点和归宿去看待、评判、掌握和应用马克思主义。 实践马克思主义观是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等论著中提出来的。针对党内一些人教条主义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尤其是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讲话》中批评说:“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7〕不言而喻,“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观的问题。而邓小平坚持和倡导实践源泉论,也可以说是实践理论观,这就决定,在如何正确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上,他必定是坚持和倡导实践马克思主义观的。事实上也是如此。 实践马克思主义观首先表现为实践“精髓”论,而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正是由于邓小平坚持实践精髓论,所以他认定,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也就说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邓小平曾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8〕在邓小平看来,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它的生命力的源泉。而这个精辟中肯的观点,无疑是实践源泉论的必然结论,而它又是实践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思想。其次表现为是否合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际,从而能否指导实践,也就是对实践有无指导作用,这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和真坚持还是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标准。 由此可见,在邓小平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它能否解决实际问题。而要解决实际问题,就必须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因此,邓小平曾说,“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9〕。而这就要求“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0〕。这就决定,要坚持这种与实际相结合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邓小平断言:“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11〕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具有浓厚的实践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无疑正是实践马克思主义观所要求的社会主义。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反映了实践马克思主义观的本质要求。 邓小平之所以倡导和坚持实践马克思主义观,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在他看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只能以坚持求发展。而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则要求立足于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二是邓小平在总结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经验时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12〕不难理解,这一条基本经验要求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实践马克思主义观。 (三)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源泉和理论基础,再次是指优越性社会主义观 邓小平的优越性社会主义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源泉和理论基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优越性社会主义观,是与传统的“唯制度社会主义观”有着根本区别的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观。邓小平在总结国内外曾经盛行的唯制度社会主义观的严重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优越性社会主义观。 邓小平有一系列论述,都明确地阐述了他这种极富特色的崭新的社会主义观。例如,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直接论及社会主义优越性问题:“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还要社会主义干什么?”〔13〕这次讲话,奠定了邓小平“优越性社会主义观”的基础。社会主义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能促进生产力更快地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就是社会主义所具有并能够表现出来的应有的优越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邓小平以后说:“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14〕他确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1987年4月,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再次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15〕邓小平郑重地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16〕在这里,邓小平无疑是以他的优越性社会主义观为指导,严格地用是否表现出优越性这个标准去认识和评判社会主义的。 二、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指导与被指导关系 在源与流关系的基础上,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而建立了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处于指导地位的邓小平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它集中表现在它给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包括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个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以正确指导。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邓小平构建了先富带后富的“共富型”社会主义模式,指导全国人民稳步迈向共同富裕最终目标 邓小平从优越性的角度重新揭示和规定社会主义,给社会主义下了崭新的“定义”,以此为指导,创造性地构建和倡导先富带后富的“共富型”的社会主义模式。在1996年12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17〕在这里,邓小平明确地将“达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叫做社会主义。而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是共同富裕”。可见,这是从优越性的角度揭示什么叫社会主义,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把优越性等同于社会主义。值得一提的是,这是邓小平唯一的一次给社会主义下“定义”,给社会主义以明确的解释。显然,只有当我们掌握优越性社会主义观,才能理解邓小平的这个新的社会主义“定义”。而当我们站在优越性社会主义观的角度,正确理解并掌握了这个社会主义新的“定义”后也就不难理解,邓小平为什么要严厉批评、完全否定“四人帮”所鼓吹的“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邓小平之所以把“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视为“假社会主义”,就是因为它未能表现出社会主义应有的优越性,也就是没有实现共同富裕。这样,邓小平以优越性社会主义观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新的“定义”,澄清了此前有关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而它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正是这种合乎优越性社会主义观要求的社会主义“定义”,也就是先富带后富的“共富型”社会主义模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正确的指导。这是由于只有建设合乎中国实际的从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个社会主义“定义”所规定的目标,即“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还有必要指出,邓小平这个以优越性社会主义观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定义”,不仅给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以崭新的科学回答,而且它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也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也就是说,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怎样发展的问题。这是指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定义包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这种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法”。而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新方法”能够有效地“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至于它对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问题的指导意义,则是它把发展的最终目标规定为“达到共同富裕”,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就是说,怎样建设社会问题实际是怎样发展问题。具体来说,邓小平在这个社会主义“定义”中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模式与途径,而这是最有效地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其它方面的模式。在邓小平看来,若是“平均发展是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 (二)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我们国家进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同先富带动后富这种共富型社会主义“定义”与模式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理论指导我们重新正确地认识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两个重要问题。 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造性地重新审视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使人们得以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发展途径与方式。1991年初在《视察上海时的谈话》中,邓小平曾强调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8〕邓小平的这个论断隐含着社会主义可以同市场经济结合,从而形成市场型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意思。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发展规律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已经发生并且将继续发生重大的影响。为此,它要求我们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重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发展市场经济。我们国家已经并在进一步开展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这就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指导作用。尤其要强调指出的是,让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让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这为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找到了最有效的途径与方式。而市场经济“手段论”,或者说“方法论”,还为怎样发展问题交出了一份以前未曾有过的最好的答卷;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问题。这是指在市场经济之前冠之以社会主义,从而规定了所发展的市场经济的性质、方向与目的。就是说,我们实现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以造福广大劳动群众为目的的发展,其前途是共产主义。 (三)邓小平强调“必须走改革这条路”,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以改革求发展的有效发展战略 在1998年5月18日的谈话中,当邓小平谈到过去几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还有风险,不会一帆风顺的”时候强调说:“但我们必须走改革这条道路,有问题要及时妥善解决,不能停滞,停滞是没有出路的。”〔19〕1984年10月22日的另一次讲话中,邓小平也强调指出:“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20〕 在这些重要的谈话中,邓小平提出并且阐述了我们“必须走改革这条道路”这个重要思想。它们对于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理论与实际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正是在这个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我们解决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怎样发展这两大问题。在1985年4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怎样坚持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他接着说:“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21〕这又是由于对外开放可以引进和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管理方法及引进资金;而对内开放,就是改革要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表明,邓小平提出和实行了以改革促发展的战略和方法。所以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解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怎样发展的问题。 总之,可以说,30年来,我们国家正是在邓小平“必须走改革这条道路”这一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得以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不动摇,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而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党的十七大的政治报告充分肯定并继承了邓小平的这个重要思想。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这意味着,邓小平的“必须走改革这条道路”的思想将继续指引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上坚定不移地继续前进,加快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四)邓小平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两重含义,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指出了正确道路和科学方法 1987年3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谈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时说,“不要光喊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各国情况不同,政策也应该有区别。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22〕。由此可见,邓小平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合乎中国实际从而为中国独有的社会主义模式,既是指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又是指合乎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与方法,由此具有两重性含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的这种两重含义,或者说“双重性”,还表现在邓小平其它一系列有关论述中。例如,在1983年6月18日的谈话中,邓小平强调说:“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23〕这就是说,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基础,坚持和实行“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政策。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曾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24〕而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具体来说,则是指“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也就是探索合乎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与方式方法;创建合乎中国实际的经济体制,在建设方法和经济制度这两方面都要有“中国特色”。只有这种模式,才能解决中国经济社会的问题。 邓小平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两重含义,这对于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问题来说,它明确地告诉我们:要实现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也就是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而小康社会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而关于怎样发展问题的正确答案则是探索和采取合乎中国实际的方式方法,也就是采取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方式。总之,邓小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一种体现和保持社会主义性质和基本要求的制度模式,又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的方法模式。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侧重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怎样发展问题。应当说,它们完全合乎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也充分显示出邓小平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作用。 (五)邓小平提出“两个文明型”模式和“两手抓”战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 这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思想。它对于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也有着非常大的指导作用。 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不仅强调要进一步发展经济、搞好物质文明建设,而且强调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并且把后者提到了很高的地位。邓小平说:“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高度发达而缺一不可的社会。这意味着,同时搞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实行“两手抓”战略,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样,邓小平就创建和提出了“两个文明型”社会主义模式和“两手抓”的社会主义建设战略。 邓小平之所以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还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因为在他看来,首先,如果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这是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需要;其次,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环节之一就是要积极地进行有效的政治思想工作。而政治思想工作是培养有理想、有纪律等“四有”新人的需要,是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教育广大干部和党员的需要。它有助于广大青年和干部树立共产主义信念和品德,而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优势”。所以说,当我们遵循邓小平的指导,按照“两个文明型”社会主义模式和“两手抓”的社会主义建设战略进行革命与建设,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时,就能解决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两个问题。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就是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两个文明型”社会主义模式和“两手抓”的社会主义建设战略。 (六)邓小平提出要建设一个“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从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基本保证 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对于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问题,更是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