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谋求国际合作的外交努力中形成了对外政治合作思想[注:对外合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由于本文是在国际政治学说中研究中国的对外合作问题,所以,文中的对外政治合作思想也可称为对外合作思想。本文对它的界定如下:中国对外政治合作思想是基于国际国内社会发展,围绕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发展的关系,通过分析中国谋求对外合作途径与方法,探讨中国对国际合作发展特征及前景的认识,从中反映中国的国际秩序观。]。邓小平对外政治合作思想作为其重要构成部分,是邓小平时代中国政府谋求国际合作的理论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国家经济建设中心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邓小平将国内改革开放政策与和平国际环境视为决定中国现代化建设能否成功的“两个条件”〔1〕,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立足于自力更生,但“自力更生不意味着闭关自守”〔2〕,要在对外开放中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从自力更生到对外开放,邓小平对外政治合作思想形成并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笔宝贵外交思想财富。
一、合而兴:通过对外合作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身,并以中国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现代化建设在对传统社会体制进行变革的同时,要求通过对外开放重新认识并借鉴世界。正是在重新认识并借鉴世界中,世界发展的整体性使邓小平产生了“发展自己同维护世界和平是一回事”〔3〕的认识,由此启动了中国通过国际合作推动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的对外政治合作之路。
(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造就了世界各国谋求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已联结为一个整体的世界里,各国必须以合作求发展,这是邓小平对国际合作的基本看法。改革开放伊始,面对国际社会“出现了对话代替对抗的新潮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趋势正在发展”〔4〕的新形势,邓小平改变战争与革命的传统观念,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并断言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但是,在有希望的和平环境中,尽管世界各国致力于经济建设,但大都处于“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5〕的发展困境,并对世界和平产生直接威胁。如何以发展求和平?在现在的发展已是把各国都卷进去的真正世界性大趋势里,特别是面对霸权主义行径,邓小平坚持认为“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6〕,世界各国只能走摒弃霸权的国际合作之路。其中，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7〕的发展战略,主要靠自己努力,但要多方面找朋友,不但要与发展中国家合作,而且要“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8〕。同时,发达国家也要有长远的眼光,不仅仅局限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更要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
(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现代化建设中,迫切需要在对外开放的国际合作中充分利用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身,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新中国成立后,在两极对峙的世界格局里,中国坚持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却走入与世界相对隔绝的封闭或半封闭状态,严重桎梏了中国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现代化进程。总结以往,邓小平说:“不要关起门来,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9〕不要脱离世界的经验教训打开了国门,实行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的力量合作”〔10〕,为中国从事现代化建设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同许多国家在许多方面进行合作”〔11〕,借助世界各国谋发展所提供的发展机遇,吸收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国际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由于中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决维护世界和平,加上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将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邓小平指出,“所以我们确定的政策是同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不仅是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12〕。他坚信,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在邓小平看来,通过对外合作,中国与世界将形成相互促进的共赢关系。
邓小平将中国现代化建设与世界和平发展紧密联系的国际合作思想,是中国谋求对外政治合作的出发点,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逻辑起点。在邓小平“合而兴”的合作思想指导下,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与世界的合作,始终把自身的发展视为人类共同繁荣与进步的一部分。
二、合而异:在寻求共同利益中尊重世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在和平解决分歧中维护多样性,奠定对外合作的国家利益基础
与世界相对隔绝二十多年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处于发展中的中国如何争取国际合作?邓小平提出了“合而异”的对外政治合作途径。
(一)以国家利益为准则,在寻求共同利益中奠定对外合作的国家利益基础。邓小平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国家利益准则,主张“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13〕,在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中寻求共同利益,发展合作关系。在他看来,共同利益首推国家间互补的经济利益。一方面,发达国家拥有中国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发展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14〕。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市场,也使“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15〕。而且,经过多年发展,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也“都有一些好的东西,可以相互交流和合作”〔16〕,中国的对外合作正是起步于各取所需的互补性经济利益。同时,面对一些一时解决不了的国家分歧,如领土争端,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共同开发的主张,在不谈主权的前提下,实行资源共享的合资经营。互补的经济利益、资源共享的共同开发,都是在寻求共同利益中奠定中国对外合作的国家利益基础,这是邓小平谈到中美关系时所强调的,双方的经济合作已使中美政治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17〕。
(二)对外合作的国家利益基础,是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束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尊重世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曾左右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引起了中国与他国的政治纷争,改革开放之初,这些政治纷争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对外合作。邓小平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束缚,不仅提出“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18〕,而且在谋求与他国的合作中,可以“把意识形态问题撇开,根本不去管它”〔19〕。但是,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外合作,并不等于忽视乃至不顾社会制度的差异。在邓小平看来,超越社会制度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是对基于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改革道路“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20〕。另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对中国独立自主政治地位的维护,“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21〕。特别是面对西方国家在全世界推行西方模式,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行径,邓小平直截了当地指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22〕他以中国过去建设困境再三告诫谋求发展的各国领导人,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要在本国国情基础上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在尊重世界发展模式多样性中,邓小平相信有着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找到共同利益,合作共处。
(三)尊重世界发展模式多样性的合作共处,是以“和为贵”为指导,在和平对话沟通中解决国家间的矛盾和分歧。由于国情、历史、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差异,邓小平认为国家间出现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不存在威胁对方的根本性分歧,都可以通过互相让步的方式来解决,“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23〕。相互让步的前提是保持沟通的政治对话,尤其是领导人之间要经常接触、交换意见,在交换意见过程中,“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没有关系”〔24〕。沟通对话概括为一点,就是和为贵。如20世纪80年代末,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制裁,邓小平坚持与西方国家保持来往,主张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彼此分歧,“将来两国(中美)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和争执,双方都应该采取克制态度来解决纠葛”〔25〕,而且,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应被视为一个原则来遵守。也就是说,面对国家间分歧和矛盾,邓小平不怕存在“异”,怕的是不沟通、不对话的僵持,怕的是在僵持中破坏合作关系,甚至引发对立和冲突。
在邓小平“合而异”合作思想指导下,中国坚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取得令人瞩目成就,中国与他国间“能以积极坦诚的态度妥善处理两国关系中可能出现的问题”〔26〕的政治合作关系也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三、合而为:坚持独立自主,以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关系的质变,促进国际合作公正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与世界的合作关系,逐渐参与现有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合作体系。在借鉴现有国际合作体系提供的有利资源中,中国直接面临着其因西方主导所产生的众多不公正性因素。邓小平认为这些不公正因素制约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出“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自己也是一场战斗”〔27〕。如何战斗?邓小平强调中国不能无所作为,“还是要有所作为”〔28〕。即在批判现有国际合作体系的不公正性中,推其变革,促其公正发展。
(一)政治上坚持独立自主,视反霸为国际合作的政治基础,在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发展国际合作关系。现有国际合作体系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制约,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相对于过去以武力干涉为主的霸权主义,今天的霸权主义更多地表现为和平渗透性,以“今天通过这样一个决议,明天通过那样一个决议,干涉我们的内政”〔29〕,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邓小平不由感叹道:“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维护独立、主权的任务还面临着严峻的局面。”〔30〕为此,邓小平不仅坚持反对霸权主义这一中国根本外交原则,提出“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31〕,而且作出郑重承诺:中国强大后绝不称霸,“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32〕。并认为国家间合作只是贸易和人员来往还不够,还要有政治基础,“反霸条款是政治基础”〔33〕。反霸作为国家间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对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国际合作的坚持。
(二)经济上立足自力更生,力促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以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关系的质变。自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国家走在世界发展前列,在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资源,邓小平坦率承认,中国对外合作的重点是发达国家 ,“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对外开放政策,但当时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的”〔34〕。希望争取发达国家资源发展中国经济,并且“这一政策已开始有些效果”〔35〕。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经验及市场,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但是,在向西方国家开放的经济合作中,中国面临着发达国家的经济霸权,这通过西方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36〕的欺侮行为表现出来。为此,邓小平强调了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37〕。同时,邓小平突出了国际合作的发展中国家基石。中国作为一个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要积极主动地推动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38〕。不仅如此,邓小平希望以南南合作来推动南北关系的改变,“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多起来,积累起来,就会发生质的变化”〔39〕。质的变化也即改变南北合作中的不对等性,在现有的国际合作体系中更好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无论是坚持独立自主地反对霸权主义,还是自力更生地促进南南合作,都旨在改变现有国际合作体系中强者得利的不公正性,在平等互利中推动国际合作的公正发展,最终建立公正合理公平的国际新秩序,真正维护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
一面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紧迫性,另一面是维护中国独立政治地位的重要性,邓小平在立足于自力更生,借鉴一切有利资源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对外开放历程中,创造性地发展“合而兴”、“合而异”、“合而为”的对外政治合作思想,初步确立了中国对外合作的理论框架。在一个比过去更加复杂多变的现代国际社会里,邓小平对外政治合作思想推动了中国“原先那种分化、对立的思维方式逐渐被融合、合作的思维方式所取代”〔40〕,为中国对外合作关系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性指导,并产生了巨大的实践意义: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资源,这些资源是中国崛起的重要物质基础;改变了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对峙状态,在“国际关系发生的重大进步多少来自中国的新贡献”〔41〕的现代世界效应中,中国以自身发展日渐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稳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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