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观的核心是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邓小平文化观高屋建瓴，极富科学魅力，丰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考，大大拓展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空间。这种科学魅力，与其看问题的角度和高度是分不开的，这就是对全球化的把握。直面时代发展主题和中国具体实际，是邓小平文化观的基本思路。面对全球化浪潮，邓小平以包容性和前瞻性的视野，系统运筹和理性思考了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全面发展，从而建构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现代化思维框架。
一
对全球化现实与态势的关注，是邓小平文化观的理论起点，也培育着他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广阔视角——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整体性、同步性和协调性。
20世纪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变化最烈、发展最快的100年，这100年带来最大的成果，若从世界文化发展角度看，其真正历史进步在于世界从此迈入全球化时代。何谓“全球化”？对其内涵的诠释多种多样，但毫无疑问，全球化最本质的东西是“全球意识”，也就是要求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发展自身文化的同时必须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具有重大意义。虽然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叶对此就曾预言，但是，如此急迫地呼吁“我们都是单一人类家族的一员”，如此现实而自觉地审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正树立起“全球意识”，却发生于20世纪。全球化话题出现的内在动因有三：首先是各民族、各国家互相联系的日益紧密化。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指出：“在20世纪的进程中，世界五大洲之间、近两百个国家之间的交融和交往发生了巨大的量的飞跃，同时也发生了重大的质的飞跃……现代交通技术（不仅包括飞机，也包括集装箱运输船和大型油轮）、现代通讯技术、现代贸易技术以及现代金融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P5-6)当年邓小平乘坐日本新干线，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谈到最大的感受是“快”。确实，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令人目不暇接，尤其是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的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把各行各业、各国各地的生产活动与社会交往连在一起，使人与人之间、生产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建立在信息化、科技化之上。其次是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互相依存性日益突出。空间距离的缩小，使经济一体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其触角伸向全球各地，于是人类共生问题也开始紧扣人们的心扉，当“东京股票交易所的股市行情下跌，几秒种后，就会在伦敦、纽约、苏黎世或阿姆斯特丹引起连锁反应”(P5)时，当中东局势的任何微澜都在牵动着世界各国的神经时，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世界所面对的真正的重大问题是人类整体的生存问题。最后，人类文化自身性质也在昭示着国际化的内在必然性。历史学家与文化学家们早已证实，以往由于境遇不同、历史不同、发展的方向不同及步伐不同，产生了不同文明程度的差异，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应是同一的，人类文化受社会与历史的左右，也会走向趋同。一方面，作为社会现象，文化不是孤立与封闭的，不同特质的文化会相互作用与相互交融；另一方面，作为历史现象，文化不是静态与停滞的，风格各异的文化必然会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足迹，不断丰富与完善，不断借鉴与吸收。
可见，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而且也必然是政治、社会、文化的综合发展过程。正是基于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现状、命运、文化价值体系以及人类认知模式的思考，邓小平强调要从世界角度看问题，“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P282)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思想的局限和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在与国际接轨方面非常谨慎，并在研究本国的现状、未来与外部世界的关联互动方面有失偏颇，导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拉开了相当距离。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既有着百废待兴引发的跃跃欲试，也有着历史惯性带来的迷惘困惑，邓小平从世界角度看问题这一宏阔视角，促进了对中国发展问题的思考，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在观念上有了突破性的更新。中国的发展不能游离于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之外，中国的问题只有放到整个全球系统才能得到解释和找到解决的途径。顺此思路，邓小平提出首先要正确认识当今世界，“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P105)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问题都受这两个问题所左右，中国也不例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趋势，除了给中国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还带来对世界的责任。一方面中国要利用国际环境快速发展自身；另一方面“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P158)上述论断开拓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新境界。
二
正因为世界的发展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开放成为当今世界的突出特点。在开放性成为一个时代概念的同时，也呼唤着人们拥有包容的心态与开放的气度。
其实，开放性同样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人类社会前进的脚步由微弱到强化、由局部到广大。历史证明，一个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主要有两种动力：一是靠自身的创造、更新能力，靠自己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积累与进步；二是靠外来文化的不断补充、丰富、启发、刺激，在与外来文化的磨擦、搏击、竞争、交流、融合中发展壮大自己。后者往往是民族文化加速进步的重要途径。罗素在1922年写的《中西文化比较》中有这样一段话：“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则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廷帝国。”欧洲文明的演进就是这样一种互为接纳的过程。反观中国的情形亦然，尽管由于地理的和政治的原因给吸收异域文明带来诸多障碍，但仍然能看到我们的祖先不倦的寻求与吸纳的足迹，中华灿烂文化有谁能断言没有异域文化的贡献。
当然，之所以我们要强调开放性是个时代概念，是因为现代社会赋予了开放性更丰富的内涵。地球村时代是各种前所未有的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跟上时代节拍，从某种程度上讲，意味着人们将不断地审视和反省自身的开放观，积极地营造开放的氛围。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在拥有引以为豪的传统同时也固执地保有某种封闭心态的国家，培育开放心态更是一个重要话题。解放后三十多年间，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西方文化）在抵触与吸纳的交织中演绎着相互间的关系，但毋庸讳言，由于受传统思维观念、价值观念的影响，受“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中国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仍以“闭关自守”为基本特征，从而与当代世界发展潮流背道而驰。邓小平果断地选择了以打破经济封闭为突破口，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来谱写中国发展新篇章。首先，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邓小平强调了各民族间取长补短的重要性，每个国家文化的发展，都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P91)只有这样，社会才有不断前进的动力。第二，从建国以来的历史教训看，邓小平深刻反省了由封闭给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的限制。他认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