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当代世界民主化浪潮及对政治发展理论提出的新课题 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民主？或者说，现代民主的政治形式是否能够成功地移植到非西方国家？许多政治学家曾对此持怀疑态度。在60～70年代，世界上的一些权威主义政权显得稳定和强有力，而大批建立民主政体的发展中国家却充满危机和混乱，纷纷倒向军人独裁政体，从而形成一股强劲的全球性非民主化浪潮。这种情况带来政治学界对民主在发展中国家适用性的非常广泛的悲观主义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我国一些政治学者在80年代提出的“新权威主义”也是这种思潮的一种反映。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使这种悲观主义理论不攻自破。自70年代中期起，一股巨大的民主化潮流从欧洲南部悄然兴起，导致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军人独裁政权垮台，西欧最后这三个权威主义政体完成了向民主的过渡。接着，民主化潮流漫卷拉丁美洲，军人独裁者纷纷交出政权，让位给民选的文人政府。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的潮流涌入东亚和南亚，菲律宾、韩国等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到80年代末，民主化潮流迅猛席卷“斯拉夫－东正教”地区，前苏联和东欧集团各国一个接一个转向西方式的民主道路。80年代末和90年代，民主化潮流也回荡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冲击着“中东－伊斯兰教”地区。美国著名政治学家S.亨廷顿把这次民主化运动称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根据他的说法，从1974年到1990年，世界上有约30个国家由权威主义政治过渡到民主，另有20多个国家出现了强大的民主运动，或开始了朝向民主化的改革。⑴进入90年代，又有数以十计的国家完成或开始了向民主的转变。正如L ·达尔蒙德和M ·波莱特耐尔所说：“当未来历史学家回首20世纪时，他们可能把这个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视为现代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民主躁动时期。”有的学者乐观地指出，“民主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唯一受到尊重的政治制度。”“20世纪是民主的世纪。”⑵这场民主化潮流使我们有可能重新审视传统的政治发展理论，特别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问题形成更明确更有根据的认识。在70年代以前，虽然有部分发展中国家走上了民主道路，但大多是受到西方政治文化冲击而产生的暂时效应，或属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这种没有深厚根基的民主或者很快就垮掉，或者难以健康地运作。而在当前这场民主化浪潮中，有如此众多的非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转变，其中多数国家向民主的转变都是自身民主化条件发育成熟的结果。它表现为：这些国家向民主的过渡多都是以较为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很少暴力和流血；民主制度建立后，很少遇到强大的反抗，基本没有反复；民主制度的运作较为顺利，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为多数国民所认同。⑶这样，它就为我们认识发展中国家民主化问提提供了可靠的材料。本文拟根据近20来来各国民主化的实践，参考国外有关的研究成果，对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诸种前提作一个初步的分析。 2.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的定量联系 经济因素与政治民主的关系历来为人们所强调。但是，关于两者之间具体的联系方式人们却有着不同的认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根据数十个国家的经验，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当代发展中国家向民主过渡的经济阀值。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对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正相关的联系作出过精彩的论述。他引用一些数字证明：“民主较多国家的财富、工业化、城市化程度和教育水平的平均数要高得多。”依次而降，是“民主较少”的国家和“独裁较少”的国家，而在“独裁较多”的国家这些指标处于最低水平。⑷李普塞特以后，许多研究者沿着这个思路探寻民主化的原因，把民主化视为经济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国民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等）的一个必然产物，而把一个国家的GNP 视为解释民主的“关键的变量”。 但也有许多学者对这种解释模式提出了挑战。特别是60～7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权威主义统治下获得了较高的发展水平。经济的高度发展与政治上的权威主义并行不悖，这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使人们把经济发展与权威主义政治联系在一起。G.奥唐奈就曾向李普塞特的“社会经济越发展=政治民主的可能性越大”这一“乐观的等式”挑战。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开始的前一年发表的著作中，他通过对南美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现代化对民主不利。至少在拉丁美洲，经济发展超出一点就与民主制度发生冲突，民主只与中等水平的经济发展相联系。“最可能与现代化最高水平相伴随的是政治权威主义而非政治民主”⑸G.奥唐奈的观点不是孤立的。一位学者在1979年悲哀地得出结论说：“西方大多数发展理论家似乎都已接受并带有几分懊丧地承认：发展必须与权威主义政府相伴随。”⑹然而第三次民主浪潮迫使人们重新为经济因素定位。为什么60～7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看起来如无根浮萍的民主到80年代却开始生根开花？M.塞利克森在1987年出版的著作中就这样问道：“为什么在这个地区（中美洲）长期以来像孤儿一样的民主，却突然开始找到了一个家？”⑺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突出变化就是经济的发展。经济因素比政治因素更稳定，比文化因素更活跃。我们看到，在经济低度增长和停滞的国家，往往是民主化的“盲区”，或仅表现出微弱的民主化冲动；而在经济失败的国家，尽管会发生激烈的政治动乱，但难以启动健康的民主化进程。第三次民主浪潮主要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或中度增长的国家。在50年代，这些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实现民主的最基本的经济前提，经过20多年的发展，许多国家开始跨过了作为民主必要经济前提的阈限，结果导致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 经济因素虽不是绝对的，但却能够解释多数国家的情况。1989年被世界银行划为高收入的24个国家（人均收入6010—21330美元）中，除3个石油输出国外都是民主制度，其中新加坡是半民主制度。而在另一端，被世界银行列为贫穷的42个国家（人均收入130—450美元）中，只有两个国家（印度、斯里兰卡）建立和维持着民主制度。在其余53个中等收入国家中，有23个民主国家，25个非民主国家，5个在向民主制度转变。⑻由此可见，向民主的转变应主要发生在中等或中上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穷国，民主化不可能，而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完成。两者间有一个政治“转变带”，在这个特殊发展水平上的国家最容易转向民主。多数转向民主的国家都应在这个经济水平上。当国家经济发展进入这个阶段，它就有了民主化的希望。它也告诉我们，经济变量在民主化进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其它变量只有在解释例外的情形时才可能超过经济因素的作用。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也使我们可以大体上确定“转变带”的GNP 水平，从而在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建立起定量的联系。虽然第三次浪潮民主化国家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上，但它们中的大多数却有着大致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到80年代末实现民主的31个国家中，有27个属中间收入水平。它们中的一半在197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3000美元间。而1976年在这个发展水平上的国家中，有四分之三在1974年由非民主的政府统治，到1989年实现了民主化。进入90年代，又有一些处在这个发展水平上的国家实现了民主化。根据亨廷顿的说法，在战前，转变带的中心是300-500美元（1960年币值），到70年代提高到500-1000美元。进入80年代又有所提高。⑼在90年代的 |